怎樣制定農村小學與食堂飲食安全目標責任書

式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欲求，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20世紀60年代，婦女通過參加婦女會、女青年會之類的婦女團體來間接表達自己的政治需求，參加者多以經濟條件優越的女性為主。但這一時期的台灣婦女運動幾乎處於停滯時期，而婦女運動根本的、核心的問題——男女平權參政，更是無從談起。
2、20世紀70年代早期，“新女性主義”思想的提出和形成，它通過演講、座談以及在報刊發表文章等方式，灌輸新女性思想，以喚起女性的覺醒和社會對婦女的重新認識與評價，掀起了台灣現代婦女參政的第一波高潮。但這一時期婦女社會地位總體上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婦女參與政治還只是女性精英的話題。
3、20世紀80年代則主要通過婦女團體開展活動，促使廣大婦女直接參加婦女運動，參與社會政治生活。1985年以前，大多數婦女組織都是由政府資助建立的，1985年以後成立的婦女組織大多數為非政府機構，這些機構介入的問題面很廣，從家庭到個人，尤其關注婦女社會地位的提高，為處境困難的婦女提供資助。
4、20世紀90年代以後，台灣婦女運動者與婦女團體開始關注女性的政治參與，突破了“女性中心路線”與“務實路線”兩難困擾，大膽面對現實社會沖突，並積極爭取與體制合作，通過婦女的政治參與，來提升婦女的地位，保護自身的權益。近幾年來，在廣大婦女的抗爭和婦運團體及婦運人士的努力下，台灣政壇漸顯清新亮麗，不少女性在政壇嶄露頭角，帶來一股股“女性沖擊波”，掀起女性從政的風潮。
（二）台灣婦女參政的現狀
第一，台灣婦女參政的絕對人數增多，相對人數仍然很少，人微言輕的局面沒有多大改變。1995年國民黨執政時期立法委員164人中女性占24人，占總數的14%；2000年民進黨“總統”陳水扁執政後，女性首長比例雖未達其承諾的1/4，占總數的18%，高於國民黨執政時的水准，但婦女的從政參政比例大大低於她們在人口中的比例。回歸後的香港第一屆特區政府16名決策局局長當中，有6名是女性；特區行政會議13名成員中，有4名是女性；立法會60名議員當中，女性有10名；還有不容忽視的一點是：雖然進入權利結構的台灣女性增多了，但居於權利核心的少，進入高層的少，掌握實權的少，大多位於權利邊緣。如果把這種現象放到國際婦女參政的背景中去考察，就會發現台灣婦女參政既不同於南亞（婦女整體發展程度低，而高層婦女參政成效顯著）也不同於北歐發達國家（婦女參政意識強烈，在權利領域的各個層次都有女性執政，女性參政比例高達35%以上），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台灣婦女參政路漫漫兮仍需努力。
第二，台灣婦女參政意識加強但沒有真正覺醒。近年來台灣婦女的參政意識在不斷增強，許多婦女團體已發出“不但要談政治還要熱烈參與”的呼聲，還提出了“反歧視，男女平等，反敷衍，要婦女政策，反黃腔，要去投票”所謂“三反三要”的主張，並組成評鑒小組，監督當選的省市長及議員對婦女權益的維護績效。但是這僅僅是開端，因為大多數婦女仍固守傳統的法則或游離於傳統法則的邊緣，沒有真正覺醒。這在台灣女性選民投票行為上表現尤為明顯。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選舉行為研究小組”的調查結果表明：婦女政治態度保守，多支持維持現狀的政黨；女性選民比男性較不具有民主觀念、易動搖，在投票上受家人和人情因素的影響，民主價值取向較低；與男性選民相比，女性選民不大關心選舉結果，對選舉過程和結果沒有什麼感受（女性選民中不關心選舉結果的戰26.3%，男性為18.8%；對選舉結果表示沒有感受的女性占72.8%，男性為61.3%）一方面是台灣婦女要求參政的呼聲持續高漲與不斷突破，另一方面則是婦女低度的政治參與和貧乏的政治知識與經驗，成為當今台灣奇特的政治現象。
第三，台灣法律規定婦女享有參政議政的權利，享有與男性平等的選舉權，為此明確規定了婦女的選舉名額。連戰曾說，“未來執政要以兩性平等為原則，要特別關心婦女參政，黨的提名不少於1/3，婦女名額不少於30%。”實際上卻只有18%，連1/5都不到。台灣考試院特考是通向上層社會的主要途徑，也是婦女走上立法位置的重要通道之一，但又嚴重限制女性錄取名額。據此可知台灣婦女還沒有真正走上參政議政的理想地位。
二、影響台灣婦女參政的原因
社會轉型時期影響台灣女性參政意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傳統的、社會的、技術
的因素，也有女性自身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因素。女性心理、生理方面的因素(如氣質、性格、體能等)隨著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教育的普及，對女性參政及其意識的負面影響已逐漸淡化乃至消失，但制度性的、社會性的原因卻成為阻滯台灣婦女參政意識的主要方面。這些原因主要有：
（一）台灣現行政治制度的缺失
不論在法律規定還是制度設置上，台灣女性參政還存在著諸多障礙。台灣法律規定婦女享有與男性同樣的參政議政權利，並明確規定了婦女的選舉的保障名額，這對婦女參政既是一種保護也是一種限制，任何逾越這一規定的舉動都會被認為是“非法”，但同時也給婦女參政蒙上被動，及被施捨的心理，說明台灣婦女並未走上真正參政議政的理想地位。在台灣所有的政治機制與系統中，上至“總統”、小到村裡長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主政，男人占統治地位；而占一半以上人口的女性在1998年的台“立法院”中卻只有區區21席(占應選額12.8%)，“中央部會”首長中，也只有三名女性首長；全台灣21個縣市長中，女性更只有3位。
從總體上來看，台灣婦女參與社會政治生活雖然有了一些改善，但其政治地位低下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觀，相反在一些地區和部分領域還呈現惡化的態勢。如2001年12月接連發生兩起侮辱女性政治人物的事件，引起了人們對女性參政權益問題的空前關注。其一是號稱“阿扁的兄弟”民進黨“立委”林重谟在“立法院國是論壇”上，大罵新科“立委”陳文茜是“妓女”，而民進黨卻采取包庇縱容的態度和作法；另一則是被媒體狂炒的“璩美風光碟事件”，台上“立委”猛烈抨擊，台下竟忙著復制光盤。這對民進黨口口聲聲說的“兩性共治”，無疑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二）台灣文化的獨特性和傳統觀念的束縛。
台灣與大陸同受兩千多年儒家思想統治，再加上國民黨的專制，以及近年來西方價值觀念的快速入侵，這樣台灣文化成為以儒家思想為主體，並摻雜著西方價值觀念的混合體。其形式上多是西化的，而內容實質仍具有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具體到對婦女的規范和習慣上更是如此。如1997年舉行的祭孔大典第一次由女性主持；同年十大傑出青年評選活動中第一次有四位女性勝出。這兩件事情在當時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由此可見，社會真正認可的仍是男尊女卑。
社會傳統觀念的羁絆以及女性本身的保守心理影響，又使得台灣婦女在全身擠進政治生活時顯得先天不足。在男性文化為主導的台灣社會環境中，社會對女性的角色期待與女性對自我的角色期待得到了統一。首先，社會仍希望女性扮演持家、養育子女、侍奉丈夫的“賢內助”角色，並且不鼓勵女性走出家庭；其次，社會現狀膨脹了女性的惰性，使女性對自我的定位仍難脫離“主內”模式，婦女也總是自覺不自覺地以“被照顧者”的角色出現；再次，有利於兩性傳統角色模式的延伸意義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傳統角色模式是指“女主內，男主外”,而其延伸意義是指女性即使走上社會參加工作或受到教育也帶著女性的印痕。如所從事的工作多是輔助性的工作，所選擇的專業大部分是文學、藝術、商業、管理等所謂女性的專業。這樣女性在參政上受到與男性不平等的待遇，並習以為常。同時也致使台灣婦女的參政意識長期處於低迷、孤立狀態。
（三）台灣傳媒的負面影響
報禁開放後，台灣由1998年的31家報紙，發展到2002年的300多家；電視頻道(台)則從1993年的3個變成100多個，每天至少有14個頻道(台)在播放新聞。媒體對台灣婦女參政意識的影響具有雙刃性，一方面大眾媒介是女性表達政治意願和言論自由、知曉社會政情、行使“第四權力”的重要途徑，對女性參政有著積極的促進和引導作用；另一方面媒體所承載的消極的信息內容、價值取向、意識形態等對婦女參政意識的形成、發展和完善又有著不容忽視的負面導向作用。首先，鋪天蓋地的商業廣告塑造了一種文化形象，即以夫權中心的男性欲望觀點，設立女性身體標准的刻板印象。背離女性自主利益，一個以美體塑身為規范霸權的社會文化侵略正在逐漸形成。“自主地追求更完美的曲線”、“讓身材游離男人的視線”、“別讓男人一手掌握（豐胸廣告詞）”等，這種廣告文化的骨子裡仍是以女性的身體服務於商業利益與男性利益。對於女性的身體形象與角色，仍任由廣告濫用男“性”化、商業化、殖民化的觀點加以污染扭曲。
其次，在台灣，媒體各擁政治明星“不問是非，只問好惡”已是公開的秘密，將自身的政治立場和意圖毫不避諱的展現在畫面圖片、標題用字、議題選擇等報道方式上，讀者即便不看社論而單從每天每篇新聞信息的處理很容易就能看出某個報社或記者的政治傾向。與媒體投身政治狂熱相得益彰的是對信息來源的取捨上失去了應有的審慎和求真。有些記者為了挖新聞而不擇手段，“八卦”、“扒查”新聞充斥媒體，而作為社會弱勢的女性也被報紙在大眾眼光之下，公然不顧公民隱私權益，肆意踐踏婦女人權，如曾被媒體熱炒的“璩美風光碟”事件。台灣傳媒的失真與搬弄已成為影響婦女參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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