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飲食文化創新的建議
自1980年開始，以長達5年的朦胧詩論爭為標志，一批中國學人啟動了突破傳統體系的文藝學創新歷程。人們在激烈的論爭中宣告“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之後便是方法論熱潮席卷中華——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藝觀念和批評方法潮水般地湧入封閉的中國。與此同時，諸多烙印著西方思維的本土文藝新說——主體論、本體論、價值論、生產論，形式論、內在規律論等等也陸續登場。進入90年代之後，隨著中國社會市場化的走向日趨堅定，文學現實的世俗化色彩也日益彰顯，出現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對峙。大批堅守精英立場的文論工作者不僅拒絕在價值層面認同世俗化的文學現實，也拒絕從知識層面對這種文學現實進行機理剖析。於是，以1993年前後發生的“人文精神”討論及其不了了之為標志，中國的文論界逐漸淡出現實文學生活……及至今天，盡管批量化的新觀念已經合法地寫進大學教材，文論界也依然頻頻發言，企圖干預現實的文學生活，但是，文學現實卻以冷漠的態度對待學界並按照自己的意志大步前行，隨之挽救“文藝學崩潰危機”的救亡之聲也就在文論界廣泛流傳。因此，我們便不能不反思:經歷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創新實踐，為什麼文藝學不僅沒有實現推陳出新的承諾，反而落到救亡圖存的境地?以及為了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學科建設，文藝學究竟應該向何處去?
眾所周知，新時期文藝學的創新，是以“文革”終結為背景，十年浩劫對文學的摧殘令人刻骨銘心，在相應的理論層面，則表現為意識形態文藝觀包括政治工具論的絕對霸權地位。於是一旦思想解放成為可能，人們第一個本能的反應就是突破傳統的意識形態文藝觀。盡管堅守傳統的力量一直存在，但是拒絕意識形態文藝觀的熱浪確實構成了一道貫穿性的喧囂風景。各種新潮學說或質疑反映論、或質疑認識論、或質疑真實論、當然也包括直接質疑意識形態論。總之，它們“以各種方式割斷和消解文藝與社會生活、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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