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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來說明黨內斗爭的方針等。
鄧小平用“小康”來說明中國的發展戰略。中共十六大進一步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確立為黨領導人民在新時期的奮斗目標，並從各個方面對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作了系統的論述。
3、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必然性
1、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結果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五四運動後在中國廣泛傳播，就在於這種徹底的革命學說的根本特性就是實踐性，它是為被壓迫人民反抗剝削和壓迫而創立的，符合“中國向何處去”這一當時特定社會主題的需要。近代的中國歷史就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歷史。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這一歷史任務，中國的不同階級曾提出過不同的理論和進行過不同的實踐，如洋務運動、太平天國運動和辛亥革命等。但面對異常強大的反動勢力，他們都無可奈何地失敗了。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
“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2、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內在要求
恩格斯：“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攤把這一理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
“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存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
列寧：“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黨人如果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個方面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
一種理論，如果不需要發展，不可能發展，或者不允許發展，那它就不是科學的理論，而是迷信，是宗教教義和信條。馬克思主義不是關在書齋裡的學問，它必須融入廣大的社會實踐，並在社會實踐中繼續豐富和發展，才能顯示出它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威力。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
馬克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根本的任務卻是改變世界。
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偉大實踐的客觀需要
在一個半殖民統治半封建社會的廣大國度裡如何進行革命並最終奪取政權，這是一個經典作家沒有面對過的問題；同樣，在一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後的東方大國中，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怎樣進行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中國社會發展中需要解決的一個新課題。
中國最大的實際就是中國的基本國情。1949年之前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統治半封建社會，這是當時中國的最大國情；1949年到1956年，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處於新民主主義社會。1956年中國成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後，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由於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不發達，經濟文化落後，科學技術水平低，因此中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科學認識和把握這一基本國情，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中國實際，解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實際問題，並在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的科學理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4、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是中國共產黨保持先進性、實現黨的歷史使命的客觀需要
江澤民：看一個政黨是否先進，是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主要是看它的理論和綱領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是不是代表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突出的表現，就是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黨，它有著最先進的思想武器，它是一個非常重視理論指導並勇於進行理論創新的黨。
總之，無論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需要，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內在要求，抑或是中國的具體實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的保持，都要求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且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而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只有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隨著時代的發展、實踐的深入和科學的進步，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才能取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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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中國哲學對中醫精神醫學的影響
摘要:中醫學帶有鮮明的中國傳統文化特色,中國本土的心理學思想脫胎於中國古代哲學,傳統的精神醫學與中國古代哲學更是息息相關,儒道釋思想中包含著許多有價值的精神醫學觀念。受中國古代哲學影響,中醫精神醫學對心的認識、對形神觀的論述有著截然不同於西方的獨特視角。儒、道、釋哲學提供了對人格的干預技術和調節心理平衡的手段,在一定意義上成為防治精神疾病的良藥。

關鍵詞:中醫精神醫學中國哲學

1對中醫精神醫學的基本認識

中醫理論體系中原本沒有建立起獨立的精神醫學理論,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精神醫學。但從現存各類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國古代不僅存在許多關於精神疾病的記載,而且對精神疾病也有著較為系統的認識,只是這種認識不同於西方和現代醫學。中醫精神醫學的基本觀點確立於《內經》時期,“五髒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論的核心內容。《內經》強調整體觀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體觀,認為精神活動與五髒功能密切相關,將神志活動歸屬於五髒,將“心”確立為精神活動的主體。《內經》還確立了以氣血為生理基礎的唯物論,《靈樞·平人絕谷》篇曰:“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此後,中醫對精神疾病的治療無不以陰陽五行等理論、學說來辨證論治,判斷氣血、髒腑的病理變化對形與神的影響。

2傳統文化對中國人心理的影響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與社會雙重特性,精神疾病不僅是生物學上的異常表現,而且是其所處時代與環境的社會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為、幻覺、妄想與民族文化、社會風俗、宗教信仰等社會因素關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決定性條件,在相同的環境中受相同文化影響的社會成員有著某種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獨特的民族心理。哲學是文化傳統之源泉和靈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現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釋思想滲透進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領域之中,成為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中理解世界、處理社會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國文化中的哲學思想不僅給出了對人內心生活的理論說明,而且給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養方式[2]。在這種哲學思想指引下,中國人對挫折、逆境有著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為應激源,導致各種心理障礙,譬如儒學中一些壓抑、束縛人性及苛求完美的東西又是導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僅討論儒道佛對心理世界的積極影響。

3中國古代哲學對精神醫學體系的兩點影響

3.1中國古代哲學語境下的“心主神明”論中國哲學中的心有多重意義,或以心為思維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謂之心,與靈魂離為兩物,只指肉體心之一種機能而言。西方人認為超肉體者只有靈魂,中國人所謂之心,則已包容西方人靈魂觀念之一部分。中國人捨棄人的靈魂而直言心,便捨棄了人生之前世與來生,而就此現實世界,從人類心理之本原與終極的大同處來建立一切人生觀與宇宙觀[3]。戰國時期的哲學家模擬社會政治禮制秩序建構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論,《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這一觀點被中醫學吸納並發展,如《靈樞·邪客》雲:“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捨也”,《類經·藏象類》中說:“心為一身之主,禀虛靈而含造化,具一理而應萬機,髒腑百骸,唯所是命,聰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國哲學一元人生觀對心身觀的影響東方人認為心身不對立,對世界並無精神界與物質界之分。中國的人生觀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觀。心雖為人身肉體之一機能,而其境界則可以超乎肉體。中醫理論認為心與身是相互影響的,是統一的,從未對精神疾病與軀體疾病進行嚴格區分,自《黃帝內經》以降的中國古代醫學,其生理上的五髒五志說、病理上的內傷七情說等都表現了心身一元觀。這種相沿至今的中醫學的心身理論,並沒有經過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對早期心身樸素同一的認識直接深化而來,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對心身混沌同一的徹底分化[4]。中國古代哲學及醫學傳統中始終貫穿著形神合一、形質神用的心身一元論思想,沒有以二元論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東西區別開來。而西方人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總體說是二元的,即認為在肉體生命之外另有一個靈魂生命,因此有所謂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之分別。盡管古典二元論帶有貶低肉體、抬高心靈的錯誤傾向,但卻因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礎,才有了對精神疾病與軀體疾病明確的區別對待,於是西方漸漸產生了現代心理學和精神醫學,而中醫對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終沒有產生區別於髒腑病證的系統認識。[論文網lunwennet.com]

4儒道釋—安撫心靈的良藥

傳統文化的主干儒、道、釋學說中蘊藏著豐富的調節心身的方法。馮友蘭認為中國哲學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為根本任務,在《三松堂自序》中將其稱之為“意義”哲學。儒家通過發揮個人主體性來正面應對心理沖突或困惑,用“命”來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讓、棄智守樸來處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則把生存困惑化解為其他方面,以超脫輪回來解決人的困境和問題[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銘》中有句詩說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諧的人際關系是社會人保持心態平和、避免心理沖突的必要條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是人與人和諧相處的關鍵原則。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種在嚴酷現實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內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適中,做人不狂不狷,處事無過亦無不及,態度溫而不厲,情緒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儒家還賦予“心”以倫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體的道德修養,說:“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盡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養方法。孟子的“存心、養性”、《大學》的“正心”、《中庸》的“慎獨”以及宋明時期理學家們的“懲忿窒欲”等,無不強調在道德修養過程中對情感的調節[6]。理學思想被宋以後醫家用以討論養生學,朱丹溪主張養生要正心、收心、養心。張介賓認為養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氣盛神全。李認為“心靜則萬病息,心動則萬病生,延年不老,心靜而已”。這些養生法則往往與養德並論,可見中國古代醫學中之倫理色調,正如《醫源》所說:“如能清心寡欲,則情不妄發,致中致和,不但可卻病延年,而聖賢正心,誠意,修身俟命亦在於此。”

4.2道家的修心養性之術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園生活,以求拋棄一切俗念和爭執,超曠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運多舛的現實中自我調節的方法。林語堂說過:“道家學說給中國人心靈一條安全的退路”“,是用來慰藉中國人受傷心靈的止痛藥膏”。“利而不害,為而不爭;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處下,以柔克剛;清靜無為,順其自然”是道家的養生處世之道[7]。不爭就要知足,莊子反對心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養心之術:“夫聖人之養心,莫善於寡欲。”道家追求心靈的安靜、祥和,《莊子·天道》說過:“萬物無足以铙心者,故靜也。”道家哲學提倡的“清靜無為,順其自然”力圖把情感從現實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人超脫世俗之糾纏。《素問·上古天真論》中說:“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道教醫家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養性》中指出:“多思則神殆,多念則志散,多欲則志昏……多愁則心攝,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志錯昏亂”,均是對道家追求心靈寧靜的踐行。極私多欲會給人造成精神壓力與軀體勞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緊張,甚者導致精神崩潰,而儒道思想倡導的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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