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型飲食產業如何在現代企業當中生存

160;80%以上
立法公開聽證率 10-50% 50-80% 80%以上
干部任用票決率 10-50%50-80% 80%以上
農村社農業增加值比重 50-30% 30-15% 15%以下
會—城農業勞動力比重 70-50% 50-20% 20%以下
市社會城市化率 20-40% 40-70% 70%以上
第三產業就業率 10-30% 30-60% 60%以上
服務業增加值比重 10-30% 30-50% 50%以上
工業社中學普及率 20-50% 50-80% 80%以上
會—信大學普及率5-10% 10-30% 30%以上
息社會每千人醫生數1 23
每百人電視機台數10-3030-5050以上
每百人因特網用戶 1-2020-5050以上
貧困社人均gnp（千美元）1-33-66-9
會—富恩格爾系數50-40%40-30% 30%以下
裕社會城鎮居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4000-80008000-12000 12000以上
農村居民年人均
純收入（元）2000-5000 5000-90009000以上
城鎮居民人均居
住面積（平方米） 10-20 20-4040以上
農村居民人均居
住面積（平方米） 10-20 20-4040以上
百戶小汽車擁有量1-20 20-5050以上
三廢處理率30-50%50-80% 80%以上

三、中國社會轉型的社會代價及其度量
1、社會轉型代價的理論認識。
社會轉型形成了一定的壓力。1993年，我曾撰文指出：“10多年的改革開放，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的活力，加速了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改善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同時，劇烈的變革也給社會帶來了多重壓力。首先，是利益再分配的壓力。改革是從經濟關系的變化開始的。一定的經濟格局，維持一定的利益分配機制。經濟格局的任何變化，都會使一些人失去某些既得利益。由經濟體制改革拉動的政治體制改革，同樣使一些人失去既得利益。也就是說，改革必然會使一部分人付出一定的代價，感受到‘陣痛’。第二，是社會結構分化的壓力。改革給中國人普遍帶來了實惠，但各不相同。得到超額實惠而首先致富的少數人，以及得到平均實惠與較少實惠而致富的人們，日趨形成社會階梯。每個人似乎都要走上一定的階梯。但從下一個階梯向上一級梯級邁步並不容易，這就形成社會結構分化的壓力。第三，是競爭的壓力。這是市場經濟的沖擊。保姆式的計劃經濟體制，正在逐步被自主型的市場經濟體制所取代，競爭之風吹向各個角落。落後、低效、懶惰越來越難以找到保護傘。一個個像斷了乳的孩子，嗷嗷待哺往往無濟於事，自己找飯吃又是那麼艱難。第四，是規范重組的壓力。目前，我國仍然處於新舊體制交替的時期。約束人們行為的規范體系也相當多元化，新舊規范相互沖撞與摩擦，還存在局部的失范狀態。這些社會轉型的壓力，孕育或引發了一些新的社會矛盾。其中，除了少數犯罪分子同有關人們的沖突之外，大量與主要的矛盾則發生在人民內部。”（注：宋林飛：《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表現與對策》，《南京日報》1993年4月7日理論版。）社會轉型的壓力，也是代價。
中國社會轉型的代價，總體上是可以承受的。而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將經濟改革、私有化等作為政治斗爭的手段，忽視了社會領域，它不僅影響了人民生活和社會進程，而且導致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注：〔俄〕《俄羅斯報》1993年11月3日；〔俄〕《紅星報》1995年2月18日。）。當年葉利欽總統在聯邦議會宣讀的國情咨文中指出，經濟改革使社會付出了過度的代價，社會隱藏著爆炸性的危險（注：〔俄〕蓋·奧西波夫：《俄羅斯變革：結果與前景》，莫斯科1995年版，第17頁、第18頁。）。符拉基米爾·科隆泰在《俄羅斯的社會轉型》一文中指出，俄羅斯的改革付出的社會經濟代價之重已經令人難以忍受。同時，對未來做出了較樂觀的預測。他指出，俄羅斯的社會轉型要獲得成功，今天的機會甚至比幾年之前還要大。在多個社會領域都出現了人們想要安定下來的具體征兆，未來社會的某些框架已經在出現。經過近幾年來的大動蕩，新的因素和權力中心正在成形，政治多元化得到接受並逐漸成為現實。經濟領域也在遠較過去為大的程度上成為獨立自主的力量的源泉，雖然財產和財富歸誰所有，很有可能還會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一個新型社會在俄羅斯形成，不可避免地將是一個持久的過程。是否成功，結局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掌權者是否有能力解決當前的種種突出問題，為經濟恢復活力，以及重新定位現行戰略——主要是取向民主的混合經濟，有效的市場調節，以及賦予內向發展遠比目前為高的優先地位（注：〔俄〕符拉基米爾·科隆泰：《俄羅斯的社會轉型》，〔北京〕《國際社會科學雜志》2000年第1期。）。
西方國家社會學界對西方社會轉型的新觀點也值得關注。美國社會學家尼爾·j·斯梅爾塞在《社會轉型與社會變遷》一文中，對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遷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他認為，“社會轉型是調整所帶來的出乎意料的後果”，認為20世紀末的世界所發生的重大而且持續的轉型——持續的經濟增長、持續的民主革命、新的集團和新的認同以及普通的環境危機等——並不是普遍性的進化原則決定的主要趨勢，而是國家和國家集團短期調整行為不斷積澱而意外地造成的後果。斯梅爾塞認為，當今世界發生重大轉型的原因在於，國家僅僅是單個或集體的對他們目前的社會和政治環境做出相對短期的反應，而沒有更多的考慮其長期後果。長期的轉型——乃至發生革命——常常是這種短期反應的後果積累所致，出乎人們預料。對實踐、形勢和危機的反應雖然互不關聯，卻以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式日積月累，形成全球性

的變化。他認為最為重要的四種趨勢是：經濟增長的革命持續不斷；民主革命的繼續；團結和認同的革命；環境革命。上述四種趨勢結合在一起，表現出一些突出的矛盾，即一個長期而為人熟知的矛盾：國際資產階級的勝利這一趨勢是國內階級和群體間的極端不平等以及國家間的極端不平等長期化——如果說還不是進一步惡化的話。盡管目前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已不再時興，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一觀點不應該被人忘記（注：〔美〕尼爾·j·斯梅爾塞：《社會轉型與社會變遷》，〔北京〕《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99年第2期。）。斯梅爾塞的看法是清醒的，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另一位社會學者阿蘭·圖雷納的觀點也頗有新意。他指出，我們當前生活的環境已經完全不同於過去曾經長期存在的環境；那時，經濟因素導致社會沖突，然後導致各種制度化的機制，通過法律或合同解決這些沖突。這種一般稱為社會民主模式的做法已經不再符合現實。這些就是我們面對的問題：體制、社會和文化的紐帶紛紛斷裂；個人主義被放了出來，享受、尋歡逐樂、個體化被放了出來。於是我們目睹愈來愈多的沖突發生，在全球、國家、地方和個人的層次上，在對個體化的不同理解之間（注：〔美〕阿蘭·圖雷納：《20世紀的社會轉型》，〔北京〕《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99年第2期。）。
西方社會轉型不同於中國社會轉型。西方的市場化轉型是一個內生的漸進發展過程，市場經濟因素在轉型前的自然經濟中產生並逐漸壯大，從舊制度的內部引發長期的漸進性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對歷史傳承性的破壞和沖擊相對要輕緩與微弱。這種矛盾和沖擊在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則被壓縮到較短的時間內，是突發性的，因而具有更大的社會風險。
2、社會轉型代價的類型。
(1)失業。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一部分城鄉居民中的隱性失業現象日益顯性化；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競爭使一些企業破產關閉，從而失業率上升。這個問題在我國加入wto以後，近期不僅不能緩解，相反會有所加劇。同時，平均失業時間過長的問題也很突出。
(2)社會分化。從均衡社會向不均衡社會轉變，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社會後果之一。“不均衡社會”不一定是惡果，而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景之一。問題在於是否過度分化。不同收入層的分化是社會轉型的必要代價，但必須適度。目前，我國收入層的分化有進一步加速的趨勢。如果任其發展，它所引起的震蕩，社會可能難以承受。1995年，我在《“中國經濟奇跡”的未來與政策選擇》一書中指出：“幾十年來，我國習慣把‘兩極分化’看作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因此，對於‘極’與‘分化’的數量界限不宜定得過低。同時，也不能定得過大，因為過大了會抹煞實際存在的貧富懸殊現象。”（注：宋林飛：《“中國經濟奇跡”的未來與政策選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頁。）
關於“兩極分化”的標准，我曾在該書中提出如下三個定量標准：標准1、大極指數（2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2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於4；標准2、歐西碼指數（1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於5；標准3、先富指數大於10。先富起來的人現在還是少數。用5%表示少數，比較合適。5%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與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之比，我稱之為“先富指數”。兩極分化不僅是個人收入差距過大，而且還包括個人財富差距過大。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地區，財富差距遠大於收入差距。台灣1992年的兩個20%的人均收入差距為1:5.24，財富差距為1:16.8。我國的個人收入與財富差距將受到更多因素的推動。
(3)犯罪。有三種犯罪現象值得關注：一是隨著民工潮發生的“進城農民”犯罪率的升高；二是城鄉犯罪率的升高；三是干部職務犯罪率升高。這三種犯罪現象的擴張，同社會轉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視之為社會轉型的代價。
(4)社會不安。有四種具體表現：一是通貨膨脹。這往往是經濟變革與發展的代價，我國在20世紀80、90年代都曾經付出過比較高的代價，但近幾年來這個問題緩解了。二是社會信用缺失。在經濟生活中，不講信用的現象比較嚴重，從而造成三角債多、銀行不良債權率高、假冒偽劣等問題突出。三是黨與政府的形象受損。有些人對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信任率、信任度的變化，是十分敏感的指標。四是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近年來，因就業、收入、城市拆遷等引發的群體性突出事件有所加劇。
(5)社會公害。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後果之一，是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社會公害是“發展病”。英國工業化初期，出現了人們共同造成又共同受到傷害的污染現象，恩格斯稱之為“社會謀殺”。目前，我國水、空氣、食物污染與土地荒漠化等社會公害，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與治理。社會公害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代價之一，從公害比較嚴重的社會向生態社會轉變則是消化社會代價的表現。
3、社會轉型代價的指標體系。
表2社會轉型的代價與預警指標
轉型代價預警指標警戒線
失業失業率10%
平均失業時間6個月
社會分化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與
10%最貧困家庭收入之比 10:1
貧困線下居民的比重10%
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之比1:3
犯罪每萬人中犯罪人數200
每萬公務人員中腐敗人數100
社會不安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率之比0.8:1
對政府的信任度50%
參與群體性突發事件人次率10%
社會公害荒漠化土治理率50%
三廢處理率80%

以上12個預警指標的警戒線，可以使用兩種方法來確定：一是國際極限。如失業率為8%-10%；10%最富有家庭收入與10%最貧困家庭收入之比為10:1；貧困線以下的居民的比重為10%；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之比為1:3；每萬人中犯罪率為500-600；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率為20-25%；等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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