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關於中西方飲食文化的8000字的論文。

方史）在社會科學上的偉大前途”這一問題時提出，由於既存“社會科學上所謂原理原則，都是從西方文明史的發展規律裡面歸納出來的”，如果不經過“在廣大的非西方世界的歷史中考驗”，特別是“擁有極其豐富史料的中國史”的考驗，就不能說具有“世界的通用性”。[1]不過，相當多近代中國學人與張先生的取向恰相反，以西方觀念為世界、為人類之准則並努力同化於這些准則之下是他們普遍持有的願望，並為此而做出了持續的努力。
20世紀中國學術明顯受到西潮的影響，而以西學分科為基准強調學術的專科化大約是20世紀中國學術與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應該說明的是，西學本身也是發展的，且西方在近代以前似也不那麼注重分科，今日尚遺存的早期學問如“經學”(classical studies)，便頗類20世紀前期中國所謂“國學”，實為一種以文字為基礎的綜合性學問，而今已衰落的歐洲“漢學”也正有西洋經學的特色。（注：季羨林先生在討論什麼叫“文史”時說，“它同我們常講的‘國學’，外國學者所稱的‘漢學’或‘中國學’幾乎是同義詞”（季羨林：《文史天地廣闊無邊——代發刊詞》，1998年1月21日《中華讀書報》文史天地版），便是於此深有心得的見解。）直到今日，這類西方“舊學”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出的“區域研究”這類新學也還半獨立於“常規”的學術分類之外，通常的專業或學科排名之中便不包括此類學科。
梁啟超在1902年說：“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2]這已暗示出中西學術分科銜接的困境。特別是在西學分類被尊崇為唯一“正確”或“正當”的體系後，只能是中學適應西學，也就只能是所謂在傳統之外改變(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這更增添了中學分類的困難。且怎樣處理既存學術與新確立的學術分類體系的關系，直接牽涉到什麼學科才具有正當性的敏感問題，不僅偏於守舊者無法回避，趨新一方尤其關注。
相關的思考在20世紀的中國是持續的：早在20世紀20年代，“國學”的學科定位或學術認同即成為一個受到廣泛關注而充滿歧異並使人困惑的問題。到20、21世紀之交，不少學者又對“漢學”的學術認同或學科定位產生了爭議。兩次關於國學與漢學的跨世紀爭論直接與西方學科分類在近代中國教育體系中的逐步確立以及中國學界的調整與因應相關——不少學人在因應時發現，由於文化和學術傳統的歧異，有些既存的研究對象或治學取向似不那麼容易轉換並融入新的分科體系之中。本文簡單回顧近代中國學術分科的演變，希望有助於我們了解上述論爭的學科背景。
一、圖書分類與教學分科
中國先秦時代學在官守，學問趨於致用。既為用而學，自重專門，故有“學了無用，不如不學”的主張，所謂商人不必知書、士人不必習武（此大體言之），就是這個意思。也可以說，在實用層面，“古代之學，均分科而治”。春秋是個過渡時代，孔子的學生已是六藝皆學，然尚各有所專，故有孔門四科之說。從戰國起，學問開始向今日所謂求知識求真理的方向發展，[3]且逐漸形成重廣博而尊通識的學風，“博學”長期成為以學術名世（即讀書不僅為做官）的士人長期追求的境界，更產生出“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的觀念。
此後兩千年，中國學問的主流是反對將學術分而治之（雖然也不時有主張分治者，但皆未得到普遍認可）。錢穆曾說：“中國古人並不曾把文學、史學、宗教、哲學各別分類獨立起來，無［毋］寧是看重其相互關系，及其可相通合一處。因此中國人看學問，常認為其是一整體，多主張會通各方面而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研究。”[4]在這樣一種世風學風之下，讀書人對各種學問多兼而治之，但以經學（及其在各時代的變體）為主，（注：這裡為討論方便，仍以後人習用的“經學”這一稱謂。其實即使在最寬泛的意義上言，“經學”作為一種學科的確立也較晚；秦漢所設博士，便不盡以內容分類，而是注重“家法”。）離此而專治他“學”的，歷來少見，惟宋代或稍例外，曾出現治史學者與治理學者爭勝的情形，即所謂“評世變者指經術為迂，談性命者诋史學為陋”也。（注：張文見《玉海》卷49，轉引自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198-199頁。關於宋代史家的獨立學科意識，參見蔡著118、192頁。按宋代的經學史學之爭與當時政爭有密切關聯，故史學的獨立意識部分也受政治影響。說詳蒙文通《經史抉原·中國史學史》（《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書社，1995年，317-318頁。）
總體言之，古人治學既然不提倡“分科”，也就很難產生將學術“分類”的社會要求。近百年來中國學者對學術分類日見注重，主要受到重視分科的近代西學的影響。今日賽先生意義上的“科學”，早年多譯作“格致（學）”，那時人們說“科學”多指“分科之學”及“分科治學”之意。這樣的“科學”當然也具有新意而屬於新學，卻與後來和賽先生劃等號的“科學”有相當距離。[5]自近代西方分科概念傳入並逐漸確立正統地位後，中國人對自身學術分科的認知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當然，近三百年中國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也曾出現治學趨於專門的傾向，傅斯年注意到：“中國學問向以造成人品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經學及史學正在有個專門的趨勢時，桐城派遂用其村學究之腦袋叫道，‘義理、詞章、考據缺一不可’！學術既不專門，自不能發達。”（注：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第6冊，22頁。有意思的是，傅斯年的同學顧颉剛在1923年卻認為，“中國的社會和學術界看各種行業、各種學問、甚而至於各種書籍，差不多都是孤立的，可以不相謀，所以不能互相輔助以求進步”（顧颉剛：《鄭樵傳》，《國學季刊》，1卷2號，1923年4月，315頁）。兩人的看法適相對立，中國學問既不“專門”而又“孤立”，且都造成不“發達”或不“進步”，兩方面或皆可舉出一些例子，到底還是有點矛盾。其實他們可能都是以西學為坐標在進行對照，“專門”要像西學那樣分科，相通也要像西學那樣有“系統”。）這就是說，桐城派興起之前清代經學和史學已出現專門的趨勢了。但學術應該分科以成“科學”的概念，大致還是近代西潮東漸以後的事了。
西潮的沖擊支持了中國學界內在的專門傾向，晚清時便有像薛福成這樣的讀書人主張建立專精的學問。[6]章太炎在20世紀初年更特別看重當時分科意識的增強，他說，“近來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學人乃逐漸樹立為自己求知識的心，“曉得學問的真際，不專為致用”。[7]而前引傅斯年對桐城派的批評，已是後來分科意識進一步強化之後的觀念，其實桐城派在強調“缺一不可”的同時，先已承認有義理、詞章、考據三類學問的存在，到底還是某種分科意識的表現。
晚近學人先有了來自西方的學術分類觀念，然後回向中國傳統尋找分類體系，結果很容易就重新“發現”了所謂四部分類，“四部之學”成為中外不少學者的口頭禅（過去也常見用“乙部”代“史學”的，但多為非學術的隨意表述；偶有稍正式者，也未必真這麼想）。（注：比如旅美學者汪榮祖就說：“中國的舊學問，大致可分經、史、子、集四門”。參見其《陳寅恪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40頁。）其實中國學問本不提倡分而治之的取向，說四部分類是古人的學術分類本身就有些違背古人的學術觀念，何況經、史、子、集這一圖書文獻的四部分類流行也不過一千多年而已。只是由於論及古代學術流派的載籍不多，一些學者或因長期從記載書籍源流的文獻梳理學術流派，無意中形成了書籍與學術流派等同的習慣見解。[8]
到近代西方學術分科的觀念傳入，慣從四部論學的學者便產生四部分類就是學術分類的觀念。實際上，古今圖書分類雖然都與學術分類密切相關，但兩者間畢竟有不小的區別。近百年間一些學者將圖書分類看作學術分類，或者就是只看見兩者的相關而忽視了兩者間的明顯區別。今日的圖書分類基本以學科為依據，但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常常並非以學術為准繩，或以書之多少為類、或以書之形式大小為類、或以書之體裁為類。如四部之一的集部，就是典型的按體裁分類。[9]故主張“學貴專門”的章學誠認為文集這一體裁的出現就是由於“師失其傳”而使“學無專門”。（注：章學誠：《和州志·藝文書敘例》，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71-773頁。乾嘉時頗受冷遇的章學誠在近代得到不少學者的青睐，或也因“學貴專門”這一主張與西方將學術分而治之的觀念看來有相通之處。）
在中國文化體系之中，更易為昔人接受的學術分類，或者不如從古人論學而不是藏書的言說中去尋找。比如乾嘉時人提出的義理、考據、辭章（或詞字稍異而意思相類者）這樣的區分，就比四部分類更接近昔人學術分類的觀念，故為“漢學”派之戴震和桐城文派之姚鼐不約而同地言及（雖然他們的本意是三者可分也不可分），並一直為許多學人所重復，（注：按當時焦循尤其關注“考據”是否可算作一“學”，參見羅志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收入其《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7-308頁。熊十力提出，孔門本有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之說，惟“考據不別立科，蓋諸科學者，無一不治六藝，即無一不有考據工夫故耳。後世別有考據之科，於是言考據者，乃有不達義理及昧於經濟、短於辭章之弊”（熊十力：《答鄧子琴》，《十力語要》卷二，中華書局，1996年，213-214頁）。按熊氏此說通達，則“考據”即後之所謂“方法學”也。）後曾國藩又根據時代的需要加上偏於應用的“經世”一類（注：曾國藩這一補充盡管更多是出於時代的需要，但從儒學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蓋義理、辭章、考據三學並不能銜接先秦孔門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語（那時主要體現在今人所謂外交上），甚少顧及“澄清天下”這一傳統重任，反倒接近於今日的“學術”概念。可知這一分法深受清代漢學風氣影響，還真有些學術獨立的意味。前引傅斯年所說的清代經學及史學的專門趨勢，或即以新學術觀念反看歷史。由此視角看，他所攻擊的桐城派姚鼐雖文宗唐宋八大家，明顯偏於宋學，亦可謂漢學家也。這一背離傳統的治學取向由後期桐城派曾國藩來補充，加上“經世”一門後學問更接近早期儒家本義，也算是桐城派一段佳話。的確，當年士人所學若皆在義理、辭章、考據方面，為官時自難以之退虜送窮；“經世”之學的重新回歸本受西潮沖擊的影響，那時也確實更多涉及洋務或夷務，早期的具體設學更落實在“方言”之上，都提示著孔門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語實不能少，則通常認為最理解經之本義的乾嘉漢學確有背離傳統之處，宜其為宋學家所攻擊。進而言之，西學取向既然與中國古代傳統相近，晚清那些說西學源於中學者似也更容易理解些了。），成為一些士人的思想資源（注：熊十力後來說：“中國舊學家向有四科之目，曰義理、考據、經濟、辭章。此四者，蓋依學人治學之態度不同與因對象不同，而異其方法之故。故別以四科，非謂類別學術可以此四者為典要也”（熊十力：《答鄧子琴》，《十力語要》，211頁）。他不同意以此四科來類別學術是基於治學不分科的傳統，但卻注意到這已是“舊學家”的常規認知。）。
中國學界在學術分科上對西學沖擊的早期回應恐怕更多體現在清末辦理各類新學中的學科分類，各類新學章程及課程表才是了解近代中國學術分科的一個重要參考系。從戊戌維新前開始的整頓書院（其重要內容便是“定課程”）到1903年的《奏定學堂章程》，各級政府和書院、學堂關於中國學術的分科先後有經學、史學、掌故學（略近於今日的現代史或當代史）、輿地（地理）學、諸子學、理學、時務、治法學（政治學）、詞章學、文學、格致諸學、算學等。（注：後兩者也曾並稱格算學，實際是愈來愈以固有名詞指謂西學，也可以不計入中學。這其間比較接近西部的表述大概是1903年的《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在強調學堂並非專講西學時，特別指出中學向有之“經學、史學、理學及詞章之學，並不偏廢”。見《新定學務綱要》，《東方雜志》第1年第4期（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影印本，91頁（欄頁）。但“理學”與“子學”顯然不能等同，因為它們同時並列在當時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和《欽定學堂章程》等章程之中，而詞章之學和“集學”也有相當的距離。）
這一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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