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關於中西方飲食文化的8000字的論文。

比較值得注意的一是1898年總理衙門會同禮部奏設經濟常科，正式把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並於科舉考試的正科之中，應能提示當時人對學術分科的一種看法；二是《奏定學堂章程》仿照日本模式主張辦理分科大學，共分經、文、政法、醫、格致、農、工、商八科，每科之下設學門（此前在實際教學中一向得到提倡的史學未能專立一科，而是成為文科之下的一個學門）。除設經科大學作為“中學為體”的象征外，這已基本是摹仿，沒有多少傳統的影響。進入民國後“經學”不立，格致學改稱理學，大致即是後來辦大學的模式。（注：參見劉龍心《學科體制與近代中國史學的建立》，收入羅志田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450-477頁。應該指出，劉教授是主張“四部之學”為學術分類的。）
與此同時，晚清民間或半民間的書院等也在嘗試怎樣對學術分科。經曾國藩補充而成的義理、考據、辭章、經世四種分類便被一些士人采用，康有為自述其在長興學捨教學內容，所設“學目”正是義理、經世、考據、辭章四種。[10]梁啟超後來的回憶則為義理、考據、經世、文字四“學科”，次序和名目略有更易。其中義理之學包括孔學、佛學、周秦諸子學、宋明學、泰西哲學；考據之學包括中國經學史學、萬國史學、地理學、數學、格致學；經世之學包括政治原理學、中國政治沿革得失、萬國政治得失、政治實應用學、群學；而文字之學則有中國辭章學、外國語言文字學等。（注：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5頁。這裡的部分細目恐為梁的事後創造，或至少有修改，蓋康有為在《長興學記》中所述基本不涉西學，尤其“泰西哲學”恐非19世紀90年代初期國人之用語，遑論以之為教學科目也；然其大科目的劃分與康有為略同，可知該學捨當年確如此分科。）具體細目暫不論，康、梁共同的這一大科
這裡的船政、礦政等，更多是指今日所說的“科技”之“技”，大體傳承了“術”的早期含義。然而，“政”的這種跨越今日所謂文科和工科的包容性顯然與後來逐漸為中國人接受的西學分類不甚相合，故此後“工科”的那一部分漸被“藝學”取代，在張之洞的《勸學篇》裡，“西學”便有“西政”和“西藝”的明確區分，後來“西政”逐漸落實在西方制度之上，但仍不時包括今日涉及“管理”一類的學科，與再後確立的“政治學”一科尚有較大區別；進入20世紀，鄧實在光緒二十八年（約1902年）辦《政藝通報》時，與“藝學”並立的“政學”才基本接近今日所謂政治學，即時人口中的“政論”或“政法”。
不過，如果不預設某種分類體系自然正確的觀念，試圖用“政”來涵蓋《奏定學堂章程》中相對偏於實用的政法科和農、工科，實有所見，蓋若可以區分人與自然的話，當年和今日所謂“理科”，皆關於自然的學問；而農、礦、工、商、兵、船等實用之“政”，則皆人類運用有關自然的知識於社會，在這一意義上，它們的確可說是“社會科學”，與法政一類今日所謂“社會科學”在學理上是相通的。而且，這些重應用的學科在整體思路上確較接近，而與偏重學理的文、理科頗不相同。（注：蔡元培或早就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在1917年入主北京大學時即主張“大學”應發展著重基礎理論的文、理科，其余偏重應用者均應析出與各專科大學合並。當然，梁啟超已指出，“凡一切政皆出於學，則政與學不能分”，綜合大學包括應用學科也是較常見的通例。但蔡元培主張區分學與術，他認為文、理是“學”，法、商、醫、工則為“術”；而學理和教學是有區別的，“學與術雖關系至為密切，而習之者旨趨不同”。近代中國人本已“重術而輕學”，再加上“科舉之毒太深，升官發財之興味本易傳染”，北京大學此前兼設文、理、法、工、商各科的結果是本應致力於研究高深學問的“文、理諸生亦漸漬於法、商各科之陋習”，而造成全校風氣的轉變（《讀周春岳君〈大學改制之商榷〉》，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中華書局，1984年，第3卷，149-150頁）。這一從實際觀察中得出的理念的確值得思考，今日大陸各綜合大學都明顯可見學風和教育思路上“術”壓倒“學”的傾向，部分即因這兩大學科類別的基本思路原有較大差異，一遇急功近利的世風吹拂，其沖突對立的一面便得到凸顯，而形成一方壓倒另一方的局面。根據上面的思路，蔡元培正式提出以“學、術分校”的主張，即“大學專設文、理二科，其法、醫、農、工、商五科，別為獨立之大學”。其最主要的理由即“文、理二科，專屬學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蔡元培全集》，第3卷，130-131頁）。且蔡氏的見解也並非獨創，近年連續排名美國第一的普林斯頓大學便無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的設置，相當接近蔡元培的觀念。）
梁啟超的書籍分類對稍後的學科分類有直接的影響，蔡元培在1901年撰《學堂教科論》，參照日人井上甫水的方式，分為有形理學、無形理學和道學三大類，與梁啟超所分的“學”、“政”、“教”三大類頗相近。其中“有形理學”大致即今日的理科，而“無形理學”最主要的部分是“群學”（一級學科），下設“政事學”（二級學科），即不僅包括“政學”和“法學”，也包括“計學”（由財政學、農政學、工政學、商政學組成）和“兵學”，也大致接近梁啟超的“政學”一類。（注：蔡元培：《學堂教科論》，《蔡元培全集》，第1卷，142-149頁。這一學科觀念大概即是蔡元培1917年為北大提出“大學改制”的思想基礎，蔡氏明言：“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兩者有性質之差別”（《讀周春岳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第3卷，150頁）。專門學校的培養目標是讓生徒“學成任事”，而“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故他提出的入大學者“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一語，是特別針對“學成任事”而言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詞》，《蔡元培全集》，第3卷，5頁）。）不過，蔡元培並未提到梁啟超，他自認其主要借鑒的是日本人的觀念。
康、梁再加上嚴復和蔡元培即是清末討論學術分類最有影響者，浙江學者宋恕在1902年末為瑞安演說會擬章程，便主要依據此四人的著譯，並參考他所了解的日本學術分科情形而斟酌定出以哲學和社會學（即康、嚴、梁、蔡等所稱“群學”）為總科、以樂學、禮學、時史學、方史學、原語學等30種為別科的分類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宋恕對中國固有學術的處理，他不同意日本大學將漢代以前的經、子納入哲學，以為“漢前經、子中雖有可入哲學之篇章句，而宜入科學［按指分科之學］者殆居十之六七”。他對經學的處理方式是：“十三經”中的《易》、《詩》入總科之社會學，《書》、《春秋》經傳入別科之時史學，《孝經》入別科之倫理學，《語》、《孟》入別科之倫理、政治、教育諸學，“三禮”入別科之禮學，《爾雅》入別科之原語學（按《說文》也入此學）。（注：宋恕：《代擬瑞安演說會章程》（1902年12月），胡珠生編：《宋恕集》，中華書局，1993年，上冊，350-355頁。宋恕的分類頗有特色，且有些思考現在仍為學者關注而迄今未能獲得充分的共識。如他認為傳統的輿地學乃史之半體，不可單獨命名，故名為“方史學”，而通常意義的史學則名為時史學；後者也僅是史學的一部分，“全體”的史學還要從哲學角度去理解。今日歷史地理學者還一直在爭論其學究竟是否屬於史學，許多史家也往往忘掉時間概念是史學的關鍵要素，總思從歷史哲學角度去诠釋歷史上具體的人與事。這都說明宋恕已觸及學術分類的深層問題，他所主張的將經學分而納入各新式學門的主張到民國後也一直是學者關注和努力的方向。）
盡管有傳教士和江南制造局等譯書的影響，晚清西學更多仍是通過日本影響中國。康有為曾形象地論證了借鑒日本以學西方的取徑，他說，“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注：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自序》，姜義華編校：《康有為全集》(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585頁。標點略有更易。）。康氏在其《日本書目志》論及具體門類時，一則曰泰西如何、“日本法之”；再則曰泰西如何、“日人效之”；則就被仿效者本身而言，或者也可說是“日本學”。王ｋǎｉ＠③運在光緒二十九年（約1903年）就認為時人所習“名為西學，實倭學也”。葛兆光先生以為“這話應當反過來說，當時看上去雖然滿眼都是倭學，其實都只是轉手從日本販來的西學”。二人或各見其一個側面，不過當時的情形確如葛先生所說，大致已是“西潮卻自東瀛來”[13]。
據（日本式）西學分類來規范中國學術的嘗試在20世紀初年相當流行，1905年劉師培作《周末學術總序》，“采集諸家之言，依類排列”，所謂“依類”即仍依西學分類，分出心理學史、倫理學史、論理學史、社會學史、宗教學史、政法學史、計學（今稱經濟學）史、兵學史、教育學史、理科學史、哲理學史、術數學史、文字學史、工藝學史、法律學史、文章學史等。（注：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原刊《國粹學報》第1年（約1905年）第1期，收入《劉申叔先生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503-528頁。）在這樣一種新型的“六經皆史”思路下，專門的“史學”反而不存在。但若去掉各學之後的“史”字，也就是劉氏認知中分科的傳統學術了。除術數學外，他的分類全按西學分類，大多數學科今日仍存在（有些名詞略有改易），中國學術自此進入基本按西學分類的時代。
三、國學可否例外或“獨立”
不過，中學畢竟是一個長期相對獨立發展的系統，其總體上向不提倡分科之舉，真要分而治之，在不少地方與西學並不能充分吻合。梁啟超在試圖區分“政”與“學”時就說：“凡一切政皆出於學，則政與學不能分；非通群學不能成一學，非合庶政不能舉一政，則某學某政之各門不能分。今取便學者，強為區別。”[14]這可以說是所謂“見道之言”，蓋學術分類主要還是為了研究的方便；從根本言，學術分科本不是非有不可。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的分類已很難在自然界的形成和發展中找出對應的劃分依據，與人類相關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更不易在古今人類活動中得到支持，因為昔人及今人都很少在行為時先想到這是我的“心理”、那是我的“社會行為”或“政治舉動”等等，則所謂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分類實未必有充分的學理依據，更未必存在不可逾越的邊界。（注：在近年的西方，作為“現代性”成分的“學科”(academic disciplines)之正當性，已受到一些學者（特別是傾向後現代主義的學者）的質疑，他們認為學科的劃分也是帶有“偏見”或傾向性的“現代”產物，其出發點又不同，其說似亦不無所見。與這種“反學科”的觀念有相當區別而針對近代學術專科化趨勢的某些弊端和弱點的，是一種在西方與中國都很早就出現了跨學科研究的主張。“跨學科研究”這一說法隱含著接受或至少不挑戰既存“學科”的正當性，但未必就是在學理上確認“學術”應該分科而治。梁啟超在20世紀初年所寫的《新史學》中已提出跨學科研究的取向，或許即是無意中受到不將學術分而治之的傳統傾向影響。）
其實民初人取為標准的近代西學本身也是個變量，“學科”的分聚與興衰往往隨外在的社會需求和學理內部的發展而演化。（注：例如西方一些大學（特別是層次較高的大學）多設有專門的“區域研究”系或科（專業），這一“學科”便因二戰及戰後的實際需要而興起，今日已漸略呈衰落之相；又如今日西方盛行的“文化批評”大致尚屬於似學科非學科的階段，但一些學校已設此專業，更重要的是“文化批評”理論對一些既存學科造成了沖擊，導致人類學、社會學、文學等領域的學者開始討論其本身學科存在的正當性。）然而“西方”權威在近代中國的樹立使本來可以再思或討論的“學科”劃分實際成為眾皆認可而不必討論的內容，當某一學科研究的對象與“學科”本身出現沖突時，只有極少數學人如傅斯年有非常婉轉的“反抗”，他認為中國古代無西方意義的哲學而只有“方術”或“思想”；（注：以研究中國古代哲學起家的胡適後來也基本接受傅的看法，說詳羅志田《大綱與史：民國學術觀念的典范轉移》，《歷史研究》2000年第1期。）更多不論新舊的20世紀中國學人並不挑戰新確立的分科體系，而是反求諸己，或否定研究對象的正當性，或希望在因應的進程中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性。
面對新進入的西學，出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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