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關於中西方飲食文化的8000字的論文。

種長期的努力，即以一個包容廣闊的名目來囊括傳統的中學，類似的名稱包括中國文學、國文，以及後來的國學、國故學等。康有為在奏請廢八股改策論取士時即主張要求士子“內講中國文學”而“外求各國科學”，這裡與“各國科學”相對應的“中國文學”包括經義、國聞、掌故、名物等，[15]則其“文”更接近今日廣義的“文化”之意，且暗含不分科的寓意，即各國之學主分，中國之學雖分而考試，其根本還是一種以“文”匯通之學。後來張之洞辦存古學堂，所學“以國文為主”，其“國文”仍是廣義的，包括各類傳統學問。[16]那時張君劢進入江南制造局的廣方言館，上課是“四天讀英文，三天讀國文”，其英文“包括了數學、化學、物理、外國歷史……等”，而國文則“由先生指導看三《通考》，弄點掌故，作論文等”，分別是中學與西學的代名詞。[17]
晚清中西學戰的結果是，到20世紀初年中學已被認為“無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說，國粹、國學、國故等詞匯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說之中，恐怕就因為“中學”已經失去吸引力和競爭力，尤其“國學”明顯是“中學”的近義詞。當章太炎鼓吹“以國粹激動種姓”時，他（以及主張以歷史激發愛國心的梁啟超等）有意無意間不過是換一個標簽而試圖將在時人思想言說中因“無用”而邊緣化的“中學”拉回到中心來；但正由於國粹與“已經戰敗”的中學之接近，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說基本是不成功的。認為中國沒有國粹、只有“國渣”的觀念在清季已出現，到民初更越來越得到強調。[18]
正因為“國學”更多不過是取代“中學”的包容廣闊的名目，其在西方學科分類為基准的學術體系中如何定位就成為困擾許多學人的問題。早在20世紀20年代，當整理國故運動一度風行之時，“國學”即成為一個受到廣泛關注而充滿歧異並使人困惑的問題。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者多據西學分類以言中學，“國學”在此分類中究屬何類？亦即“國學”本身的學科定位或學術認同問題，困擾著當時許多學人。各類新舊學者就“國學”或“國故學”的含義與類別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大部分學者都承認“國學”存在的正當性須與西式學術分科銜接，而基本未見有人質疑西式學術分類本身。這樣，盡管新派學人中也有可以接受“國學”這一名目的（如梁實秋■■不少趨新學者卻開始大聲疾呼地否定“國學”存在的正當性。一個流行的觀點是，由於西方各國皆無所謂“國學”，故中國的“國學”也不成立。有的學者試圖用“國故學”來取代“國學”，有人則主張“國學”與“國故學”是兩回事，只有取消“國學”才能安頓“國故學”；有人根本主張“國學”不是“學”，更有人連“國故學”一起否定。（注：本段及以下數段的討論，參閱羅志田《學術與國家：北伐前後“國學”的學科定位與認同危機》，收入《國史浮海開新路——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年，457-506頁。）
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些被認為“守舊”的學者持論並不“保守”，如柳诒徵於1923年在通常被視為“保守”的東南大學和南京高師兩校的“國學研究會”組織的演講上提出“非漢學非宋學”的口號，他主張“論學必先正名”，明言“漢學、宋學兩名詞，皆不成為學術之名”；漢學不過“文字學耳、歷史學耳”，而宋學則可“分為倫理學、心理學”。很明顯，他心目中“就其學術性質”而定的“正確名詞”皆以當時學校中通行的西式學術分類為依據。（注：柳诒徵（講演，趙萬裡、王漢記）：《漢學與宋學》，東南大學、南京高師國學研究會編：《國學研究會演講錄》，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84-90頁。本文承徐雁平君代為復制，謹此致謝。）
反之，最為趨新的胡適在大約同時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不僅在綜述清代“古學”時數次使用“經學”一詞，在論及將來意義的“整治國故”時，也無意中說出“這還是專為經學、哲學說法；在文學的方面，也有同樣的需要”這樣的話，立刻被更年輕的吳文祺批判。吳氏等不少人以為，國故學只是一個過渡性的“總名”，整理國故是將傳統中國學術轉換成現代西式學術進程中一個必須的環節，國故經“整理”而分別歸入哲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19]
可以看出，吳文祺等人所提倡的其實就是劉師培那一代人早已在做之事，不過清季人直接入手進行，不那麼注重取向的提倡，或使後人感覺此類事還沒有開始做？也許這些後輩本具那一時代較流行的“前無古人”之風，根本不怎麼看已經“落伍”的清季人著述？（注：按吳文祺在前引文中說，“從來沒有人替國故學下過定義，我且來替它下一個定義”；然其所述多半都是在發揮或系統化毛子水、胡適、曹聚仁先已提出的觀念，很能提示當時少年新進那種目中無人、橫掃一切的氣慨。）有趣的是，吳文祺本人那時就在質疑學術傳統的中斷，他對十余年前曾著有《紅樓夢評論》和《宋元戲曲史》的王國維在民初學術史和文學史中的失語現象甚感不平，對當時趨新文學青年或不知有王氏此書、或竟不屑一顧甚感“奇怪”。（注：吳文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庵先生》，《中國文學研究》（《小說月報》第17卷號外），1927年6月，1-13頁（文頁）。進一步的討論參見羅志田《文學的失語：“新紅學”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中華文史論叢》，待刊。）但吳氏自己在提倡將國故“整理”而納入西式學術分科時，同樣也忽視了清季人的努力；學術傳統中斷的質疑者本身也在實踐著其所批判的行為模式，這一極具詭論意味的現象揭示出當年“前無古人”的世風是多麼強有力。
無論如何，整理中國的“國故”使之納入哲學、文學、史學等新式分類的取向從清季到民初持續得到提倡表明這是一種較有代表性的主張。這樣，王國維以前提出的學問沒有中西之別終於實現，中國學術也就成為天下之公器而走入“世界”學術之林。但隨之產生的問題是，這一進程結束後還有“國學”或“國故學”的存在余地嗎？如果有，則“國學”或“國故學”便實際超越了被時人看作成為“科學”必要條件的西學分科，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學術體系，這又違背時人所謂“新國學”即“科學的國學”之定義。問題的實質當然在於“學科”的正當性是否必須與傳入中國的近代西方學術分科“接軌”，這一未能解決的問題終成為後人的學術遺產。
錢穆在北伐前後編撰的《國學概論》之《弁言》中指出：“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范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20]他的預言看來並不准確，20世紀末的中國大陸就曾出現所謂“國學熱”，今日大陸以“國學”為名的學術刊物尚不止一種（多為集刊，如北京大學的《國學研究》，四川大學的《新國學》等），盡管這些“國學”的內涵或者已與前大不同，但“國學一名”仍舊存在，其生命力甚至可能恰在其定義的模糊性之上。
中國學者關於什麼學科才具有正當性的思考是持續的，到20、21世紀之交，不少學者又對“漢學”的學術認同或學科定位產生了爭議，有人明確否定“漢學”的正當性，更多的人則力圖界定“漢學”有其特定的專門范圍，甚至出現了可以被稱作“漢學學”即以“漢學”為研究對象的學問。（注：類似問題幾乎成為近年關於“漢學”的學術研討會之必議內容，也是一些以“漢學”命名的刊物的持續論題。除此之外，《中華讀書報》對此也頗有興趣，刊發了一系列相關文章，參見劉凌《名不符實的學科命名》，2001年10月24日《中華讀書報》23版；顧鈞《為“漢學”正名》，2001年12月5日《中華讀書報》23版；劉凌《“漢學學科”再質疑》，2002年1月16日《中華讀書報》22版；顧農《讓“漢學”存在》，2002年1月30日《中華讀書報》8版。關於“漢學”學科，參見嚴紹＠④《國際中國學（漢學）的范疇與研究者的素質》，2000年7月19日《中華讀書報》文史天地版；李學勤《作為專門學科的國際漢學研究》、任繼愈《漢學發展前景無限》，均2001年9月19日《中華讀書報》國際文化版。）盡管爭議的對象主要是指外國的“中國研究”，仔細考察近年的爭論，仍可看出今人很大程度上沿襲了昔人的觀念和思路。兩次論爭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參與的學人似乎都在討論學術，其實往往是從思想角度看待“國學”與“漢學”（前一次比後一次更明顯）。這一（更多是無意識的）歷史記憶“復蘇”究竟提示著傳統的中斷還是延續？是個很值得反思的問題，只能另文探討了。
目的劃分提示了民間一些學者確實如此思考學術分科。
二、區分“學理”和“致用”的嘗試
實際上，在試圖銜接西學時怎樣使用中學術語表述新概念也曾困擾著近代學人。朱維铮先生曾將古代中國關於“學”與“術”的區別概括為“學貴探索，術重實用”，後來或因“術”漸同於君王南面之術而曾引起乾嘉學者試圖區分“學”與“政”的努力。[11]他所指出的“術”與“政”的淵源的確重要，這一關聯曾引起晚清士人的注意，而“政”在當時也真一度繼承了“術重實用”的特點。梁啟超在其1896年著的《西學書目表序例》裡便將西學分為“學”、“政”、“教”三大類，“教”暫不計，今日屬於“理科”的各學科多歸入“學”，而“政”則不僅有史志、官制、學制、法律等，還包括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實用”科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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