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歐洲文藝復興的歷史作用詳細內容

了人和人的偉大，肯定了人的價值和創造力，提出人要獲得解放，個性應該自由。重視人的價值，要求發揮人的聰明才智及創造性潛力，反對消極的無所作為的人生態度，提倡積極冒險精神。重視現世生活，藐視關於來世或天堂的虛無飄渺的神話，因而追求物質幸福及肉欲上的滿足，反對宗教禁欲主義。在文學藝術上要求表達人的感情，反對虛偽和矯揉造作。如：彼特拉克的《歌集》，薄伽丘的《十日談》。重視科學實驗，反對先驗論；強調運用人的理智，反對盲從；要求發展個性，反對禁锢人性；在道德觀念上要求放縱，反對自我克制；提倡“公民道德”，認為事業成功及發家致富就是道德行為。提倡樂觀主義的人生態度。這種不可抑制的求知欲和追根究底的探求精神，對一切事物都要研究個究竟，決不滿足於一知半解的精神，為創造現世的幸福而奮斗的樂觀進取精神，把人們從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桎梏下解放出來，資產階級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創造近代資本主義世界的。1500年前後的地理大發現，就是這種人文主義精神的外在表現。意大利是文藝復興的發源地，而“地理大發現”的主角哥倫布和卡波特都是意大利人。他們都是在人文主義精神的鼓舞下參加地理探險事業的。哥倫布不顧艱難險阻，投身於充滿危險，艱苦的探險事業，就說明他富於樂觀進取和積極冒險的精神。趨使他遠渡重洋，翻水越浪的動力，是尋找黃金的強烈欲望，也是為了追求現世幸福的渴望。向西尋找去東方的航路，是建立在地球是圓形的科學信念上的，也說明他堅信科學實驗的精神及探求精神。可以說“地理大發現”是文藝復興運動的副產品。當然促成地理大發現還有一系列其它因素及條件，但是地理大發現與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相吻合，是毫無疑義的。

其次文藝復興打破了宗教神秘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有力地推動和影響了宗教改革運動，並為這個運動提供了重要的助力。文藝復興提倡重視現世生活，反對權威，在當代人中間喚起了對天主教會及神學的懷疑和反感。如：比克的坎特伯雷贈予的辯偽，導致宗教改革運動爆發。從路德的思想也可見一斑。路德認為人比君主還重要：“我是一個人，這個頭銜比君主還要高些。原因是：神未曾創造君主，神唯有創造人，使我成為一個人。”他個人從獨身到結婚，都表明他重視人的價值，重視世俗的享樂。這說明他接受了文藝復興的強烈影響。文藝復興中的人文主義者通過文學、藝術等形式諷刺、揭露天主教會的腐敗和丑惡。如：伊拉斯谟《朱利葉斯被拒絕》、《愚頌》揭露教會的丑惡，為路德攻擊天主教提供了大量有力的炮彈。文藝復興對新教義的形成發生了影響。伊拉斯谟編輯了希臘文新《聖經》，這個工作有助於恢復被歪曲和被掩蓋的基督真正教義。他這個工作為馬丁路德制定新教義鋪平了道路，無怪乎伊拉斯谟曾半開玩笑地說：他首先下了蛋，然後路德用這個蛋來孵雞。以上事例都充分說明文藝復興對宗教改革的助力。從此，世界從不可知、不可為、不可能變為可知、可為和可能。

第三、文藝復興打破了經院哲學統一的局面，為以後的思想進步掃清了道路，使各種世俗哲學興起。其中有英國的經驗論唯物主義。它也推動了政治學說的發展，馬基雅維利以後，有格勞秀斯、斯賓諾莎、霍布斯、米爾頓和洛克等一大批思想家，發展起“自然權利”、“社會契約”、“人民革命權”以及“三權分立”等理論。所有這些為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備。

第四、否定了封建特權。在中世紀，封建特權是天經地義，門第觀念根深蒂固。文藝復興則使這些東西在衡量人的天平上喪失了過去的重量。人的高貴被賦予新的內涵。波吉奧認為，只有個人的美德才是高貴。彼得拉克說：“真正的貴族並非天生，而是自為的。”在當時意大利的社會生活中，才干、手段和金錢代替了出身門第，成為任何出身的人爬上社會頂端的階梯。米蘭大公斯福查原不過是個農民；佛羅倫薩的統治者美第奇則出身商人。封建貴族被剝奪了特權，如果個人無能無為，在社會上也不再是最受尊敬的人，貴族作為一個階層也不是社會上最受尊敬的階層。

第五、否定了君權神授。在中世紀，國家和君主被說成是上帝所賜，為的是拯求墮落的人類。君主是上帝的代表，對君主的服從是一種宗教義務。但人文主義者卻把國家看作世俗幸福的工具，它的基本任務是維護社會安全與和平。他們相信，君主如果成為暴君，必為人民所推翻，這是歷史規律。他們反對專制，提出自由和平等的口號。自由的概念不同於古代，具有了鮮明的政治內容。布魯尼把每個市民有同等機會參加政府管理和批評自由稱為“真正的自由”。平等也不再是早期基督教那種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而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布魯尼明確地提出全體市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第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文藝復興恢復了理性、尊嚴和思索的價值。雖然文藝復興在哲學上成就不大，但是它摧毀了僵化死板的經院哲學體系，提倡科學方法和科學實驗，提出“知識就是力量”，開創了探索人和現實世界的新風氣。人們堅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頭腦，相信實驗和經驗才是可靠的知識來源。這種求是態度、這種思維方式、這種科學方法為17、18及19世紀的自然科學的大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七、文藝復興時期創造出大量富有魅力的精湛的藝術品及文學傑作，成為人類藝術寶庫中的無價的瑰寶，永放光芒。中世紀，聖經傳說充斥藝壇，窒息了藝術的生命。文藝復興則不但把聖母變成人間婦女，把使徒像化為對人體的歌頌，而且開始了日常生活和現實人的直接描寫。解剖了透視等科學也第一次結合於藝術。西歐近代現實主義藝術從此發端。

以上足以表明文藝復興確實在思想界帶來了一次大解放。它稱得上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內與中世紀的一場大決裂。在思想內容上，當時那種趨向於直接現實、趨向於塵世享樂和塵世利益的傾向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個性自由是資產階級展開活動的首要條件。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是針對建設貴族和專制統治的。而對現實人和世界的探索和科學研究，也是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需的。所以恩格斯指出，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是和“中小市民階級發展為大資產階級的過程相適應的思想的哲學表現”（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50頁。）。如果說文藝復興已經建立起完整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未免誇大其辭，但是，文藝復興已為這種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開辟了一個科學文化的新時代是不容否認的。從思想方式上說，文藝復興的意義更為巨大。它首先打破了中世紀神學和其他外界權威對思想的牢牢束縛。它不但拋棄了神的眼光而改用人的眼光，而且用自己的眼光來觀察人、社會和自然。達·芬奇說：“誰要靠引證權威來辯論，他就是沒有運用理智。”（注：《外國自然科學哲學資料選輯》第6輯第47頁。）運用自己的理智，運用自己的頭腦，運用自己的判斷力，而不是人雲亦雲，不加思考，把所謂神定論視為超越一切的絕對權威。這就是文藝復興樹立的思想原則。

這樣，文藝復興就為以後的思想進步掃清了道路。從此，自然科學大踏步地前進。從哥白尼到牛頓，自然科學的發展使上帝的立足之地日益縮小。“禮拜堂日趨沒落，實驗室欣欣向榮。”（注：費爾南·布羅代爾著，顧良、張慧君譯《資本主義論叢》，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頁。）人類開始向自然挑戰，向神學挑戰，向人類本身挑戰。

雖然這個時期的藝術家、文人學者都大力表現和發揚人文主義精神，認識和揭露天主教會和教皇的腐朽、罪惡，但由於他們所處的時代的局限，還是樂於接受教皇及教會的保護，對教會勢力抱和解的態度，人文主義者沒有也不可能徹底地拋棄宗教；雖然大多數人文主義思想家提到了民主政治的思想，要求民主自由，但無論在思想解放程度、革命斗爭精神和政治要求方面，都具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色。其民主政治的理論都帶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點。但它沖破封建枷鎖的開創性作用，是任何運動也不能替代的。

二

有的學者認為文藝復興不如啟蒙運動意義重大。理由有三：第一，文藝復興反教會的斗爭，是在復興古代文化的旗號掩蔽下進行的；第二，絕大多數的人文主義者都是宗教信徒；第三，啟蒙運動中有伏爾泰、孟德斯鸠那樣的對專制制度的批判和盧梭的民主思想，而文藝復興時期在這方面是欠缺的，並且他們的反封建活動也僅局限在思想意識領域，沒有進一步觸及封建制度。因此不宜評價過高。啟蒙思想家們則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於歷史舞台。他們丟棄了前人所披的種種外衣公開向宗教神學和封建君主專制開火。他們用信仰自由和宗教容忍對抗宗教迫害，用自然神論和無神論來摧毀天主教權威和宗教偶象。帶有托古改制情調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物，其思想解放的深度與廣度，比啟蒙學者顯然要差。

在具體分析之前：首先我們應該明確如何進行歷史比較。從本質上說進行歷史分析有兩種不同的比較方法。一種是靜態比較即從絕對的角度對事物進行比較；一種是動態比較即從運動、發展的角度對事物進行比較。前者可以幫助我們探討不同歷史事件（不一定同時發生）的共性與特性，作出定性鑒別，進行定量分析，其中包括確定性質上基本相同的歷史事件或它們的某一方面在歷史進步程度上的差別。例如，將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單獨加以比較，有助於我們確定兩個歷史事件各處於什麼水平或發展階段。但是，這種比較實際上是共時性、“平面式”的。我們如果要比較歷史發展序列中不同的歷史事件的歷史意義，對它們作出評價的時候，這就不夠了。從形式上看歷史分析也有兩種不同的比較：即橫向的比較和縱向的比較。橫向的比較可以是不同地區，不同國家同一類事件的比較。這有助於我們了解同一類事件在不同國家發展的程度，及不同特點。比如：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比較。縱向比較是指同一類事件在不同時期的比較。這可以幫助我們更准確地把握不同歷史時期相類似的事件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比如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比較。動態的比較應該說是對事件進行動態的比較，對運動過程的比較，運動中的成果和作用的比較，是一事件區別於它事件的相對狀態的比較。例如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比較也可以作動態的比較。

另外我們還必須明確比較歷史作用能否用同一標准。從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來看，後人一般比前人認識得更深入，因為後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是在前人認識基礎上的再認識。但後人的歷史貢獻、他們在歷史進程中所起的作用則並不一定比前人更大。因此，歷史事件的進步性不能用同一標准來衡量不同時期的事件。要判斷這些，我們必須求助於從運動發展，即從進步的相對性上去進行比較。所謂歷史進步性是相對於歷史事件特定的出發點來說的；判斷歷史貢獻的大小須以其既有的歷史基礎為參照。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在發展史上的功績，也首先應該從它們各自的歷史起點來評定，與它們以前的歷史相比較。而不能用簡單的定量分析一個標准來確定其歷史的進步性。因此說文藝復興不如啟蒙運動的觀點顯然失之偏頗。

因此，由於二次運動所處的時代不同，可以說從15世紀文藝復興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二者相差三個世紀，對相差幾個世紀的事件用一個標准來考察其思想深度顯然是不合適的。十四、五世紀和十八、九世紀的人的思想深度，認識世界的能力肯定有所區別。理由很簡單。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文化的進步，人們的思想觀念必然發生變化，近現代尤為明顯。無論在認識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深度還是廣度上都不可能與以前的思想處在一個水平線上。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發展，使人們不但開始真正認識外部世界，更進一步真正了解人類自身。而我們必須承認，對任何一種新思想新事物的認識要經過一個過程。哥白尼的“日心說”就是經過三個世紀的艱苦斗爭，最終獲得完全勝利並為社會所承認。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所面對的外部世界相差甚遠，一個要面對的是中世紀宗教禁锢的封閉的世界，另一個要面對的則是已經完成了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德國農民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自然科學的許多新觀念已經確立，並得到普遍承認；英國已經開始工業革命。而這些變革、革命無不是對舊世界一個有力的沖擊。基於此基礎產生的啟蒙思想的確更深入。但是，啟蒙學者批判基督教對人的壓抑和對塵世生活的否定，要求人的解放和個性自由，這與人文主義者一脈相承。當然，人文主義者的一般論點是，上帝置人於世界的中心，予人以自由意志。而啟蒙學者，特別是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則否定了上帝，而從自然規律和人的本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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