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條,他們二人還是受盡公爵的殘酷捉弄幾乎喪命。
他所做的這些事沒有一件事不失敗,贻笑於現實社會,而他卻渾然不覺,依舊是自行其是。在幻象中他把磨坊的風車當作臣人,挺槍拍馬沖去,卻被扇葉打得落花流水,半天不能動彈。他把窮旅店當作魔堡、把妓女當成貴婦,受盡別人嘲弄。他把理發師的銅盆當作魔法師的頭盔,把皮酒囊當作巨人的頭顱,不顧一切的提矛殺去。他把羊群當作魔法師的軍隊,縱馬大加殺戮。他又莫名其妙地殺散押解囚犯的士兵,釋放了囚犯,卻被他們所苦虐,鬧出無數荒唐可笑的事情。
他的這些行動不但給別人造成傷害,也往往弄得自己頭破血流,遍體鱗傷。一系列冒險生涯中,他被打掉牙齒,削掉手指,丟了耳朵,弄斷肋骨,但他執迷不悟,一直鬧到險些丟掉性命,才被親友送回家。臨終前,他醒悟過來,不許他唯一的親人侄女嫁給讀過騎士小說的人,否則就剝奪她的遺產繼承權。
三、背景:反騎士小說的騎士小說
在當時的西班牙文壇上,騎士小說泛濫成災。這種小說結構千編一律,情節荒誕離奇,都是虛構一個英勇無比的騎士,經歷數不清的驚險遭遇,遇上說不清的愛情糾葛,為國王、為貴族去拼命,而最後總能大獲全勝。宮廷和教會利用這種文學,鼓吹騎士的榮譽與驕傲,鼓勵人們發揚騎士精神,維護封建統治,去建立世界霸權,而許多人也沉湎在這種小說中不能自拔。
一直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塞萬提斯親身體會了中世紀的封建制度給西班牙帶來的痛苦與災難,因為他憎恨騎士制度和美化這一制度的騎士文學。他要喚醒人們不再吸食這種麻醉人們的鴉片,從脫離現實的夢幻中解脫出來,他在《堂吉诃德》自序裡斬釘截鐵地宣稱,這部書的創作意圖就是“要把騎士文學的萬惡地盤完全搗毀”,“要世人厭惡荒誕的騎士小說。”
塞萬提斯在小說中故意模仿騎士傳奇式的寫法,描寫了堂吉诃德帶著他的侍從桑丘·潘沙的“游俠史”。《堂吉诃德》是一部辛辣的諷刺作品。它以其犀利的語言,亦莊亦諧的情節,鞭笞了苟延殘喘的封建制度與迎合統治者需要的騎士文學,嘲笑了企圖用打抱不平的方式來改造社會的空想,歷史發展就如塞萬提斯預期的那樣,《堂吉诃德》的出版給了反動騎士文學以致命的重擊,從此,西班牙再也沒有出現過一部新的騎士傳奇,當然,騎士文學的消亡主要是封建制度日趨崩潰,作為其觀念形態的封建文學必然衰落的結果。
《堂吉诃德》同時又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巨著,它通過堂吉诃德主僕在西班牙大地游俠的經歷,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宏大的社會生活畫面,真實地反映了16、17世紀西班牙的社會生活現實。在這部將近一百萬字的作品中,共描寫了近七百個形形色芭從事各種職業的人物,他們有貴族、僧侶、地主、市民、農民、士兵、演員、商人、理發師、牧羊人、強盜,等等。作者揭露了封建貴族的傲慢、自私、偽善、惡毒、殘忍,以鄙視的口吻描寫了封建上層社會的窮奢極欲、空虛無聊和庸俗自私。
小說第二部中關於公爵與公爵夫人的情節,集中地揭露了封建貴族的丑惡本質:他們表面上慷慨好客、溫文爾雅,實際上百無聊賴、無所事事、陰險狠毒。在彬彬有禮、慷慨仁慈的假面具下,為尋求新的刺激,他們想出種種花樣捉弄堂吉诃德主僕,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與不幸上。
在抨擊侈奢專制的統治階級的同時,書中還為我們展示了西班牙普通勞動人民的貧困生活,描繪了他們遭受的苦難與壓迫。在主人公漫長的游俠途中,所見所聞的是:凶惡的地主阿爾杜多不僅克扣牧童的工錢,還找借口把他綁在樹上打得死去活來;老使女堂娜羅德利蓋斯的丈夫因為一點小事被公爵夫人用別針活活戳死;少年因生活困苦被迫去當兵;大地上到處是貧窮與饑謹,妓女與盜賊;念念有詞的教士散布著愚昧;強娶美貌貧窮女人的富豪正在大擺婚宴。
一個曾經威震世界的王國正在衰落,用堂吉诃德的話說這是“多災多難的時世”,“可惡的時代”,“現在這年頭,懶惰壓倒了勤快,閒散壓倒了美德,傲慢壓倒了勇敢。”
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诃德是個矛盾、復雜的人物。當時的西班牙社會上黑暗重重,魯迅先生曾指出:“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說他錯誤的。不自量力也並非錯誤,錯誤的是他的打法。”堂吉诃德一心要匡正這個社會,但卻一廂情願地把騎士小說的描寫當成現實生活。他無視已經發生變化的時代,企圖以自己的游俠行為來復活過時的騎士制度,把單槍匹馬打抱不平當做主持正義、改造社會的途徑。他在聲疾呼:“不恢復騎士道的盛士是個大錯。”
雖然他懷著滿腔真誠,卻總是四處碰壁,他沉浸在幻想中,完全喪失了對現實的感覺,在他眼裡,處處有妖魔為害,事事有魔法師搗亂,因此他到處不分青紅皂白,對著臆想出來的敵人橫沖直撞,亂劈亂刺,成為一個滑稽可笑的人物。
其實他所做的那些荒唐可笑的蠢事,大都出自他善良的動機:他攻打風車,自以為是與殘害人類的巨魔作戰;他釋放了苦役犯,是為了反對奴役,給人自由;他攻擊抬著聖母像求雨的游行隊伍,是把他們當做搶劫美女的強盜……但由於他無法對現實事物作出正確判斷,往往是事與願違。他放走了苦役犯,苦役犯不但不感謝,反而恩將仇報,把他揶揄一番,毒打一頓,並搶走了他和桑丘的衣服。他從地主手中救下牧童安德列斯,剛一轉身走開,地主又把牧童綁起,打得更狠,以致使牧童詛咒“天底下所有的游俠騎士”。盡管現實無情地嘲弄了堂吉诃德,但他卻執迷不悟,不自量力,做事從不考慮方式方法,一味憑幻想蠻干下去,一次又一次落得可悲的結局,成了一個“最講道德、最有理性的瘋子”,一個既可笑又可歎的人物。
然而,作者筆下的堂吉诃德又是一個為了維護正義,拯救世人,甘願犧牲自身生命的無畏勇士。他痛恨專制殘暴,同情被壓迫的勞苦大眾,向往自由,把保護人的正當權利與尊嚴,鋤強扶弱,消除人世間的不平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見義勇為,從不膽怯退縮。他具有民主、平等的思想,主張“一切東西都平等”,社會地位的尊卑是暫時的,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貴。他尊敬婦女,主張個性解放、男女平等、戀愛自由。他心地善良、幽默可親,學識淵博。作者實際上把自己的愛憎與希望寄托在了這個人物身上。
堂吉诃德又是理想主義的化身,他執著於他那理想化的騎士道,從不怕人們議論與譏笑,更不怕侮辱與打擊,雖然四處碰壁,但卻百折不悔,一片赤誠,無論什麼都不能使他改變初衷,不愧為真理與正義的捍衛者。這個只身向舊世界挑戰的孤單的騎士,雖然屢戰屢敗,卻越戰越勇,不禁令人肅然起敬。
在堂吉诃德表面的喜劇因素之下,實際隱含著深刻的悲劇意蘊。他對社會正義和人人平等的要求,在扼殺人的一切美好願望的強大的封建黑暗勢力下,是不可能得以實現的,他以過時的、虛幻的騎士道來改造現實社會,更是一個時代的誤會,完全不足為訓。但他的進步思想,閃耀著資產階級人文主義的思想光輝,他的失敗,是一個人文主義者的悲劇。
小說中的桑丘·潘沙則是塞萬提斯刻意安排的與堂吉诃德相互對立、又相輔相成的角色。作者在描寫他們的游俠生涯中,廣泛地采用對比與誇張的手法,反復強調他們從外形到性格上的某些特征,形成鮮明的對照。桑丘的表面愚鈍配合與堂吉诃德的瘋顛,取得了獨特的藝術效果。
桑丘是一個又胖又矮的西班牙普通農民,由於家境貧寒,在堂吉诃德的勸誘下當了游俠的侍從,指望能通過游俠冒險生涯,做個海島總督,他的駝背老婆也能坐上金光閃閃的馬車,沒有嫁妝的女兒說不定能成伯爵夫人。他性格中既有農民的狹隘自私、目光短淺、膽小怕事,處處為自己打算的一面,又有講求實際、冷靜與清醒的一面。他時時在提醒堂吉诃德從幻想中回到現實中來,在他眼裡,風車不是巨大,就是風車;羊群不是大軍,就是羊群。在堂吉诃德的每次冒險之前,桑丘總是要勸阻,而每次勸阻都毫無效果,而最終卻總是證明桑丘的勸阻是正確的,這正好與堂吉诃德的狂熱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在小說開始時,他一邊咒罵游俠騎士的瘋狂幻想,一邊希望趕快碰個發財的機會,一改家中的窘境。隨著情節的發展,桑丘進步了解了堂吉诃德的為人,開始看重他的“好心腸,喜愛上了堂吉诃德,並且愛得比自己的眼珠還要厲害。”盡管他吃盡苦頭,也沒有得到半分工錢,但始終沒有拋棄他的主人,對堂吉诃德的忠誠與友誼感人至深。
堂吉诃德的崇高品德和追求正義的理想也對他逐步產生了影響。由於受到人文主義理想的熏陶,他在當總督時,發財欲望已經改變為改革現狀的民主要求。他不僅判案機敏公正,而且態度光明磊落,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體現了他來自實踐的智慧與才能。他觀察敏銳,一旦察覺公爵夫婦設下的陷阱,就毫不貪戀權位,立即辭職。他決絕地說:“請告訴公爵大人:我光著身子出師,如今還是個光身,我沒吃虧也沒占便宜,換句話說,我上任沒帶來一文錢,卸任也沒帶走一文錢,這就和別處島上的卸任總督遠不相同了。”這光明磊落的相互樸素語言,顯示出他在道德上的真正勝利。
桑丘講話诙諧生動,一張口就是一串諺語,也表現了他健康樂觀的性格。在當時像這樣描寫農民形象的作品是極少的。
《堂吉诃德》采用了西班牙獨特的流浪漢小說的寫法,幽默、諷刺、滑稽、誇張手法的廣泛運用,是這部小說的重要藝術特色。塞萬提斯善於把悲劇與喜劇、嚴肅與滑稽巧妙地結合起來,提示出堂吉诃德這一形象的錯綜復雜的品質:堂吉诃德越是把自己認做救世的英雄,就越落得個丑角的下場;他為人處世越嚴肅認真,就愈加顯得滑稽荒唐;他的行為以喜劇情節開始,卻往往以悲劇告終,令讀者忍俊不禁,而在笑中又含著感慨、辛酸--這其中也蘊含著對封建專制的深刻批判。
塞萬提斯還大量借用了騎士小說的描寫敘述手段和那種裝腔作勢的語言,加以模擬、誇張並與現實社會做對比,形成了極不協調的可笑對照。如在騎士文學中,騎士受封典禮本是非常神聖莊嚴的宗教儀式,但在這部小說中,受封儀式不是在任何重要的集會場所,卻是在一個破旅店的馬棚裡進行。主持人不是有威望的神孫人員,卻是一位退隱下來的走江湖的流氓與騙子--旅店老板,而且他手裡高擎的不是《聖經》,而是供給騾夫草料的賬簿,而為堂吉诃德掛寶劍的竟然是旅店中的妓女!
在堂吉诃德眼裡,意中人杜爾西內亞是絕代佳人,美麗的公主,她的“眼睛是太陽,臉頰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齒是珍珠”,但其實她不過是一個與他從無來往的鄉下姑娘,而且長得酷似男人,“身子粗粗壯壯,胸口還長著毛呢”。作家對騎士小說的諷刺可謂辛辣之極。
《堂吉诃德》是歐洲較早出現的長篇小說之一,藝術上還略微顯得粗糙不足,如情節不夠連貫,結構不夠嚴密,一些細節前後有些出入等,但總體上是瑕不掩瑜,它對歐洲長篇小說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堂吉诃德這一形象已成為歐洲文學中一個著名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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