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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民變

比起他的先祖來，嘉慶實在是個運氣很糟糕的皇帝，他改元第一年的正月初八，白蓮教就開始造反了。這場１８４０年之前最大規模的民變讓嘉慶和他的政府元氣大傷，史學家稱之為“清帝國由盛轉衰的重要標志”。之後又有無為教、龍天教、黃門道等秘密教會的悄悄活動。到了嘉慶十八年，終於又爆發了天理教的造反運動。

嘉慶十八年（１８１３年）九、十月間，在河南、直隸、山東三省交界地帶和京畿地區爆發了以林清、李文成為首的天理教民變。造反的教民先後攻占了河南滑縣，直隸長垣，山東定陶、曹縣等地。秘密活動於京城大興、宛平一帶的天理教徒在宮中太監的接應之下攻入皇宮，“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嘉慶皇帝還裝模做樣地為此下诏“罪己”，並在臨終前告誡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變”。平變之後，混戰中射在隆宗門上的一個箭镞，一直被保留了下來。嘉慶希望這個箭镞能夠對愛新覺羅皇室的子孫們保持一種緊迫：務必寬仁愛民，勿為“害民之虐事”。盡管天理教民變沒有嘉慶初川陝白蓮教民變的規模，但其深入皇宮的事實確實讓滿清政府感到驚悸不安。

黃仁宇先生謂：中國的民變，通常在開始時，帶有幾分離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則是一般農民安土重遷，除非有劇烈的天災人禍，很少機會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險。並且縱使他們被投入變亂的大熔爐，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蒼天代黃天，彌勒再生等等傳說與觀念，發動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規模的暴動。又要待這兩種因素牽連在一起，醞釀到一段時期之後，這民變才引導出某種有跡象可循的社會運動，使我們能夠考究其在歷史上的真意義。天理教民變是完全符合這種模式的。

大凡民變，多由土地的產權不晰和經濟的分配不均諸種矛盾激化而發生，天理教亦不例外。這方面的原因，以往學者多有分析，認為：乾隆中葉以後，地主階級加緊掠奪土地，官吏大肆貪污，營私舞弊，從而加劇了直魯豫三省的階級矛盾。嘉慶年間，這一地區占有數百畝以至數千畝土地的大地主，比比皆是。而終歲辛勤勞動的農民，卻仍然“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季啼兒號寒，幾於無生”。三省官吏之貪污，使這裡的“積欠”越來越多，地方官伺機將虧空強加於農民身上。嘉慶十七、八年，直魯豫三省連遭天災，到處欠收，廣大農民衣食無著，地方官又趁機催科、派差，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從而引發了這場農民起義。以嘉道時期官吏腐敗的情形來看，這分析大致不差。唯一值得商榷的是，三省遭災，地方官員已只不過照常行事而已，催科、派差只是按照往年的規模和形式，談不上什麼“趁機”。地方官吏，即使貪虐異常，亦不願激起民變。因這關乎他們的頂帶和性命，是冒險不得的。《大清律例》規定：“凡（有司）牧民之官，（平日）失於撫字，非法行事（使之不堪），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監候）。（止反叛而城池未陷者，依守御官撫綏無方，致軍人反叛，按充軍律奏請。）”然而催科、派差也是上頭的任務，在沒有得到免丁差的聖旨之前，他們同樣不敢馬虎，《大清律例》亦有規定，因條目煩瑣，就不多說了。所以，帝國時代的官員雖然表面上威風凜凜，內心卻是極其痛苦的，更有的已經麻木了。尤其在“第三帝國”。

另外，秘密教會的發展也決定了其造反的必然。民變利用宗教，無非是利用其為它的合法化與合理化找借口。至於秘密教會本身，亦非“農民的宗教”或“被壓迫階級的宗教”。秘密教會的首領最初的目的多為斂財，等到會社發展到一定之規模，必然萌發登基稱帝的野心，希望利用會社勢力，實現其“政治抱負”。而農民加入秘密教會的緣由，是希望能夠借助其力量改善自己的地位與處境，亦非純正的宗教信仰。並且中國的民間，本就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民眾大多帶著世俗的目的參加，故而缺乏改革的精神力量。這種狀況決定了除非在政府力量嚴重衰弱的朝代，否則民變大多沒有什麼好下場。林清與李文成的經歷和天理教暴動本身都能說明這個問題。

◆天理教及其首領

我們今日談論天理教民變，就不得不說起天理教的由來。然兩百年後再追溯這段歷史，我們又很難於倉促之間得出一個確切的結論。前人亦留下很多傳說和史料，今日卻也難辨其真偽。有人稱其為白蓮教的一個分支，或曰“乃白蓮教支派八卦教的別名”，或曰“天理教是白蓮教的一支，原名榮華會或龍華會，又名白陽教，八卦教”。這種說法，有很多牽強附會的嫌疑。倒是“天理教是林清、李文成、馮克善將京畿地區的白陽教、坎卦教和直豫魯三省交界地區以震、離二卦為核心的八卦教聯合之後的新組織”的說法比較接近真實。事實是：嘉慶年間在直隸京畿和河南一帶流傳的天理教，是由京畿一帶的紅陽教與坎卦教，河南八卦教中震卦教等秘密教會融合而成的。

紅陽教原為八卦教中坎卦教之分支，明清之交時便已在京城和京畿民間流傳，尤其是宛平、大興一帶。嘉慶年間更是以治病相號召，吸收了許多婦女入教。直隸束鹿縣的紅陽教甚至專門收夫故絕嗣寡婦入教。它所念咒語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無非治病消災之類，道是它供奉的“飄高老祖”有些與眾不同。其時勢力之大，已擁有榮華會、白陽教等支流。紅陽教之部分，後來加入了天理教。其他組成分支的加入與整個天理教領導權，則多由林清、李文成不擇手段得來。

關於林清，清代筆記《嘯亭雜錄》有記錄：

有林清者，本籍浙江，久居京邸，住京南宋家莊。幼為王提督柄弄童，隨王於苗疆久，頗解武伎，遂為彼教所推，尊為法祖。其人碩身黧面……

這段逸聞並未見於其他史料，唯《靖逆記》中有與“王提督之家奴王五相往來”的文字。然對其身世，《靖逆記》卻記載得頗為詳細：

林清，順天府大興縣人。其先世居浙江紹興，父先本自浙北徙，僑居大興縣黃村之宋家莊，充南路巡檢司書吏。清少無賴，先本捶撻之，不克悛，屏處藥肆，習賈人業。體生瘍疽，賈人逐之。清大困，為宣武傭役，擊柝守夜。先本卒，清充黃村書吏，旋革去，乃往江南充糧道署役，復役丹陽縣署。清有口給，能營賄賂所得，即散去若糞土。及事覺，官繩以法，清潛逃後窘甚，附糧艘短纖至通州，歸宋家莊，偕諸無賴少年販鹌鹑於京師西安門外。有王將軍者，清為書吏時舊相識，與其家人同開雀鳥鋪，分金不均，且奢用無節制，又見逐。嘉慶丙寅依其甥董國太家。

林清事敗被捕後，其甥董國太受株連，審訊中所供甚詳：

我外祖林原是紹興人，移住大興黃村地方，在黃村巡檢衙門當書吏，又充南路廳稿工。我舅舅林清於十七歲時曾在京中西單牌樓南首路西九如堂藥鋪內學徒三年，學會手藝，並略懂醫病，就出了九如堂，到三裡河不記店名藥鋪內做伙計，每月得工食京錢六千。因他常在外嫖娼，身生瘡毒，被藥鋪逐出，他就雇給順城門外街道上打更。其時我外祖父已死，黃村衙門書吏缺底頂與別人，每年給我外祖母京錢五千。後來那頂缺的不肯給錢，我外祖母在南路廳控告，要將書吏缺底歸還我舅舅充當。南路廳批准，我舅舅就接充了有一年。因渾河辦工私折夫價，被本官查出革退，就在黃村將所折夫價做本錢，同他大姐夫崔老伙開茶館，約有半年。他終日賭錢，虧輸折本，崔老不依，將他攆了。他就偷扒邊牆出口，到熱河投在汗巴大人處管布達拉石作工程，得了些錢。回到黃村，每日吃喝嫖賭，把錢花完了，就上蘇州，找著他三姐夫施姓，替他轉薦到四府糧道衙門當長隨。後因本官丁憂，他跟了丹陽縣知縣。又因知縣解銅去了，他到江寧一路替人醫病，賺得錢文，隨手花費。後來不能存活，雇給糧船上拉纖，回到通州。……回到我家住了幾天，上京來至順城門外，相素識的旗人平老二雀鳥鋪內賒了鹌鹑，在街上挑買。後來西安門內光明殿地方姓王的老爺，聽說是做將軍的，因買鹌鹑認識。看他的相，說他有出息，交給他京錢一千吊，伙開雀鳥鋪。他娶了一個女人，仍舊混花，把本錢花光。那時王老爺死了，王少爺本要將他送官。他再日懇求，才饒了他，攆了出來，在宋家莊租房。居住數月，因他女人身死，他往張家口討鹌鹑帳去了，至嘉慶十一年方回。我母親因我父親已死，叫他住在我家照料家務。

《靖逆記》的成書與《董國太供詞》均距天理教民變不遠，應該較為可信。所以我們可以由此得出判斷，林清並非一位遭受巨大壓迫的農民，而是一位吃喝嫖賭無所不為的流氓無產者。因此他加入坎卦教也並非為了“反抗清朝統治者的殘暴”或者“為農民謀取福利”。這給階級斗爭論者以致命打擊。林清最初的目的只是斂財，他道：“我先前入教，原希圖斂錢。”但經濟狀況的好轉和教內地位的提高卻莫名其妙地改變了他行為的不檢。《董國太供詞》稱“自從掌教，據說他不嫖賭了”。估計這與他確立自己在坎卦教的威信的目的有關。

坎卦教的首領原為郭潮俊，嘉慶十三年京畿紅陽教被人告發，林清受到牽連吃了一場官司，卻因為這個機緣奪取了坎卦教的權力。董國太供稱：“十三年，他在家教書，因同會的陳茂林被陳茂功在保定府告發，牽連杖責，所有坎卦頭目宋進耀、宋進會劉呈祥俱已充徒。郭潮俊亦不能辦事，說我舅舅命大，讓他做了教首。”而當時的情況卻是，郭潮俊雖然資格較老，然“性怯懦，遇事畏葸”，得不到教徒擁護，“林清在保定打了官司回來，我因他勢大，就將坎卦教交林清掌管”。

林清取得坎卦教領導權之後，又花費了一些精力統一了京畿一帶的其他秘密教會，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的坎卦教。林清嘉慶十三年曾與人道；“這教本名三陽教，分青、紅、白三色名目，又名龍華會。因分八卦，又名八卦會，後又改名天理會。每日朝拜太陽，念誦經語，可免刀兵水火之厄。如遇荒亂時候，並可乘時圖謀大事。”由此可見，嘉慶十三年的林清已經有了政治野心。天理教之名目也由於林清的活動而日隆。所以，嘉慶十六年他開始了聯絡直豫魯三省八卦教的行動，並成功地在河南滑縣將馮克善的離卦教、李文成的震卦教招至麾下。後來馮、李二人亦成為天理教暴動的核心人物。李文成之所以歸附林清，全因他的震卦教教首位置乃林清助他奪來，教內骨干秦理事後供稱：“梁健忠本系八卦會內九宮卦首，平日吃齋靜坐，同教人都信服，幫給銀兩使用。李文成從前也敬奉他，自與林清結識後，因林清常說梁健忠所傳道不真，李文成曾同眾人到梁健忠家講論，爭做卦主。梁健忠因勢力不敵，始將家存教內經卷、底簿交給李文成掌管。後來，李文成就斂取眾人銀錢，送林清使用。”林清在助李文成獲取震卦教首領位置後，又引用《易經》“帝出於震”之語，令其他諸卦“各聽約束”。這樣李文成就變成了河南的八卦教總教主。為了報答林清，他又奉其為“十字歸一”，遂有“八卦九宮，林李共掌”的局面。這時候統一的八卦教，已經易名為天理教，然教民們卻仍然習慣以舊名相稱呼。

◆天理教之真面目

秦寶琦先生認為，新形成的天理教，也同其他秘密教門一樣，最初既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也沒有造反思想。教首們主要著眼於傳徒斂財。教首們為了斂錢，規定入教時必須交納“根基錢”——“入教者俱輸以錢，曰種福錢，又曰根基錢”。天理教給他們的承諾不過是“其家將來能與人富貴”，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除了其首領之外，天理教並沒有給教民們種福，也沒有給他們帶來長久幸運的根基，更沒有富貴。教民們被自己的“宗教”領袖給欺騙了。

“根基錢”之數目，各地多寡不一，有“入教之始，每人納錢二百文”，亦有“各給根基錢三百，三百三、四十不等”。有的農民干脆以糧食替代銀錢，“交給糧食一、二升至一、二斗不等”。首領們則根據所納“根基錢”的多寡，給各人決定來世得到之好處。除此之外，教民們還要向領袖們交納“跟帳錢”，逢年過節，交納奉獻，“卦主受之”。

階級斗爭論者往往將天理教的斂錢行為美化，甚至為了政治需要不惜篡改歷史事實，得出與史實完全相背的結論。他們說，“這種錢則純粹是為了救青黃不接或荒年欠月的貧民的。由此可見，天理教的性質，是農民階級和城市貧民的一個革命組織，是一個進步的秘密團體。”此等論調，在中國史學界是最不缺少的東西，一談及“農民起義”，阻礙歷史發展的也變成了“進步的”，流氓無產者的暴亂也變成“革命的”，政府的改革也變成了“苟延殘喘”。事實卻並非如此。秘密教會的首領向教民斂財，本無“革命”之意，無非供其一人揮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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