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輝哪裡有租房的

，或購置田產，或為子弟捐官。真正救助貧民的，卻不多見。

暴動前夕，林清、李文成更是大肆斂財，宣稱：“凡有送給錢文、糧食者，許俟李文成事成之後，給與地畝、官職，每錢百文，許地一頃。糧食數石，許給官職，填寫號簿，並開寫合同紙片，交與本人做據。”這種民變首領玩慣了的把戲，在史學界竟然被認為是“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舉措。中國的農民，對於土地和權力有著極大的渴望，林清、李文成所利用的正是他們的這一心態。由此得出“推翻”結論，無疑癡人說夢。更何況，中國的民變首領，其素質大多不高，即使他攫取了政府領導權，改元稱帝，農民們也會發現，他們給自己的領袖拋棄了。倘若林、李二人掌權，他哪裡有那麼多土地、官職給予教民？最後的結果不外乎是天理教被禁，教民的收據變成了廢紙，甚至是殺頭的證據。這樣的事情，中國歷史上並非沒有。

天理教不是進步的，而是落後的。不但沒有促進社會發展，反而阻礙了直豫魯三省的經濟，並且撒播了秘密教會民變的種子，實在是一種不好的舉動。中國的農民本身就有性格上的缺陷，而中國又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宗教，而清帝國的政治、經濟、司法諸方面又遠沒有接受現代化的壓力實施改良，這一切加上嘉慶十七、八年直豫魯三省的天災和政府的失察，終於釀成了天理教民變。

◆准備好了嗎？

或許這樣發展下去，林清和李文成不至於遭到殺身之禍，而是過著雍容華貴的生活，並且有無數教民供他調遣、使用；教民們也可以在這種虛幻的精神寄托中得到來生的安慰，而不至於為自己領袖的私欲受到株連；直豫魯三省經濟不會遭到重大打擊，嘉慶皇帝也不必下诏“罪己”，慨歎“”此“漢唐宋明未有之事”。然而歷史往往在偶然中改變了本來的面目。所以我們現在談論“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時，不免帶著些許困惑－－歷史發展真有必然性嗎？

林清並不滿意自己現有的地位和權勢，他幻想自己能夠“圖謀大事”，掌管整個國家，希望將嘉慶皇帝趕到東北老家去。但他的計劃，卻又非以前的造反，借恢復漢人江山之口。他的目的很赤裸。所以在大量斂財進行物質准備的同時，他與李文成也開始積極發展其組織，招兵買馬擴大隊伍。此時的林李兩人，除了掌握了滑縣和京畿天理教的領導權外，又通過弟子將勢力向直豫魯三省各地滲透。山東德州、曹縣、金鄉、定陶，也分別納入了天理教的勢力范圍。

歷史上被重復利用了不知多少次的谶緯也再次被林李二人拾掇起來。嘉慶十六年八月，欽天監奏稱“彗星出西北方”。這不是一種好現象，按照谶緯學說，此兆“主兵象”。政府感到恐懼，就將這年的閏八月挪到了第二年的二月。李文成也通曉谶緯之術，認為他“彗星出西北”正預示了他們應該造反。經過反復推算，他將暴動的時間定為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即正常禮法的八月十五。而此時的民間已有民謠：“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黃花滿地發。”李文成覺得這正好與自己的推算相吻合。現在我們重新反思這段歷史，就不難發現：這首民謠很可能就是林清與李文成早已安排好的。九月，林清來到滑縣，暴動的日期就這樣被定了下來。

十七年七月，林清又來到滑縣，與天理教的主要頭目在道口鎮開了個會（即是著名的“道口會議”），商討暴動的具體步驟。在這次會議上，天理教確定了自己的領導排序。林清事後供稱：“眾人說我是太白金星下降，又說我該做天王，有衛輝的馮克善該做地王，李文成該做人王。將來事成之後，天下是人王的。天王、地王就同孔聖人、張天師一般。”其中層領導干部宮王和宮伯也確定了下來，共７２人（８宮王，６４宮伯）。暴動的旗幟、服色與聯絡暗號也分別確立。十一月，天理教更造出谶言：“現在姓李的應世，李文成應做人王。”“李文成即明朝的李自成。”李文成也以“李自成轉世”自居，開始為自己登基稱帝制造輿論。林清也在四處散布民謠：“若要白面賤，除非林清坐了殿。”造輿論，京畿通縣一帶的天理教也開始為民變制造輿論，在大周俞地方內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充分顯示了林清、李文成的政治野心：

大周俞有個劉三姐，
徒弟度有一萬五。
大徒弟李朝佐，
二徒弟是小崔五。
大徒弟使的勾連槍，
二徒弟使的月牙斧
先進通州城，
後平順天府。

為了擴大暴動的隊伍，林李二人還利用劫難將至，入教可以逢凶化吉的謠言吸引徒眾。曰：“本年八九月間，白陽大動，刮黑風七晝夜，惟入教之人臨時各給奉天開道小白旗，即可免禍。其余遭劫，一概死亡。”許多農民為了避免災難紛紛入教，並且輾轉相傳，為林清諸人做了免費廣告。天理教手段不止如此，他們還傳言，不配合暴動的人就要殺掉（“凡無旗者盡殺之”），又有許多人為身家性命計而入教。如此一年許的經營，天理教的“政治家”們終於將直豫魯三省的教民和無辜百姓引上了造反的末路。

◆那年秋天有點兒冷

天理教的領導集團於嘉慶十七年十一月聚集在京南大興黃村林清家中。這次聚會確定了暴動的時間和規模：十八年九月十五在京畿、直隸、山東和河南同時發難，直豫魯三省隊伍迅速與京畿教民會合，以奪取政權。具體情形見於《靖逆記》：“冬十一月李文成來見林清於黃村，約明年九月十五午時，直隸、山東、河南同時起事。且曰：公此間兵少，滑縣兵不下數萬，僕當選精兵先期詐作商賈，陸陸續續馳至以助公，蔑不濟矣！”同時，李文成還囑咐林清：“必俟滑兵至，公乃發，毋輕舉！”

然而李文成的作戰計劃卻沒有成功，林清也沒有聽從他“毋輕舉”的勸告。九月十五，林清左等右等也沒等來滑縣一兵一卒。他的耐性不好，又好大喜功，以為憑借自己的力量加上內宮太監的接應，就會出其不意地攻下紫禁城。結果死的死傷的傷，一場大事業就這樣崩潰了。

滑縣的起事也遭遇了一些挫折，差點全盤崩潰。李文成已經責令下屬牛亮臣率８００教民打造兵器，他自己則不停地組織與籌劃，但因事機不密，滑縣老岸司巡檢劉斌獲悉了他的計劃。知縣強克捷聞報，九月二日，李文成與牛亮臣便被衙門捕獲，只是李文成雖遭嚴刑逼供，依然“堅不吐實”。強克捷十分惱怒，准備將李、牛二人“解省正法”。

李文成的被捕對於正在醞釀中的暴動是個巨大打擊，好在教內骨干素來訓練有素，其妻李張氏也有李闖夫人遺風，另一首領馮克善聞訊之後也迅速趕回，局面才逐漸扭轉過來。九月初七早晨，天還沒有完全亮，馮克善、李張氏與李文成的幾個侄子就帶領三千教徒攻進了滑縣縣城。劉斌和強克捷的家屬被處死了，強克捷則棄城而逃。依照大清律，這是死罪。但政府並不知道內情，以為他已經力戰而死，給他的恤典都已經頒布。強克捷逃到封邱縣“擬為恢復計”，聞訊後不得不自殺。政府為面子計，一直沒有將實情公諸於眾。野史中也只是說他“從容捐軀”，以為是儒生行事的典范，對於大清律，他們倒不十分明了。

馮克善諸人救出李文成後，天理教的首領們就在滑縣建立了臨時性的軍事政權。其首腦自然是李文成，這次他不稱“人王”，而是自稱“大明順天李真主”，欲借李闖之名，完成自己的大業。此時的滑縣，已然為天理教所掌握，至於“開帥府，設羽帳，帳中出令七傳，呼聲徹數裡”的事情也是可能的。

九月初八，還沒等臨近的浚縣反應過來，馮克善的軍隊便到了城下。縣城一直被包圍了二十多天，卻沒有攻下。浚縣知縣沒有強克捷那麼有名，然而於滿清政府而言，他是絕對稱職的。在這二十多天中，他率領政府軍奮力抵抗，即使已經疲憊不堪，“先是士座有疲憊者，呼之則起，後則扶之乃起，至是雖扶之有不起者”，但天理教的人馬卻未能將浚縣攻下。清朝的一個縣城，其衙門差役並不多，即使臨時募兵，也湊不夠多少人。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浚縣知縣的軍事指揮能力了。

滑縣迫不得已的提前暴動使得臨近的直隸、山東各地震動很大。而在此前幾天，直、魯兩地已經發生了多起民殺官的事件。這些事件，又多與天理教有關。九月初六，與滑縣臨近的直隸長垣縣知縣趙綸風聞該縣有邪教活動，便以“出城查看秋禾”之名外出搜訪。到了離縣城十八裡的葦園村，即被“頭纏白布，身穿白衣，手執器械”的天理教徒包圍擒殺。然而天理教大規模的暴動已經迫使政府不得不將大部分精力投向戡亂之中，至於知縣的被殺事件，已經被暫時擱置了。

九月初七，山東曹縣天理教骨干朱成珍被捕。初九晚上，借著不甚明亮的月光的掩護，兩、三百名天理教徒向曹縣縣城發起了進攻。規模雖然比滑縣小了許多，但夜色的翼蔽和出其不意的進攻使他們第二天便攻下了縣城，千總楊雲漢、知縣姚國旃被殺，朱成珍獲救。就在這一天，山東定陶的天理教徒也攻陷了縣城，代理知縣賀得瀚被殺，曹州營參將劉鳳喈引兵馳援，大敗，僅以身免。金鄉的知縣吳階倒是頗為能干，本來天理教在金鄉有很好的基礎，但吳階手段高明，早早地處理了他們的教首，並且做了充分的准備。等到群龍無首的金鄉天理教徒暴動的時候，一切都已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政府對這次叛亂十分震驚，嘉慶皇帝命令直豫魯三省的最高指揮官盡快平亂。山西大同鎮的官兵駐扎在扼要之處，徐州鎮的官兵則迎頭北上，以求與直豫魯三省地方軍隊將亂民“並力兜圍”。為了防止亂民南逃，兩江總督百齡親自率軍在徐州駐扎。實際上，當天理教開始暴動之後，政府已經基本控制了大局。而天理教民變又不似白蓮教一般，采用游擊戰術，並且沒有統一的組織形式，各支隊伍又只顧私利，故而失敗已成定局。

就在直豫魯三省的天理教徒與政府軍血戰的時候，京畿的教民們在林清的指揮之下攻進了紫禁城，造成了嘉慶所說的“漢唐宋明未有”的“癸酉之變”。

按照祖宗之法，每年七月至九月，皇帝要到避暑山莊圍獵，這時候政府的政治中心便轉移到了承德。此時的紫禁城中的守衛，是一年中最松懈的時候。林清就利用了這個機會。然而林清的軍事才能實在是平庸，他一向不注意培養軍事力量，發動百姓，以為憑借密謀、暗殺的方式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奪取政權。他原來打算在嘉慶圍獵的時候發動攻擊，因忌憚官兵人多便沒有動手。

在攻打紫禁城之前，他做的准備只是“湊合一百多人，齊上燕郊”。後來，他的意思更明顯，“九月十五往京中鬧事，官兵們措手不及，必能得手，我們據了京師，就好說了……我們據了京師，不怕皇上不到關東去”。他一直相信自己有“神道”援助，所以也不訓練死士，自己也不練武，物質上也沒有進行什麼准備，就准備“一人一騎破幽州了”。他甚至忘記了李文成的囑托，不准備等河南兵來了，打算“入城之用數十人”。實際上，河南兵因為提前暴動，已經無法調撥，林清就是等也是沒用的。

九月十五日，林清諸人威逼利誘糾合了一百四十多人，從中挑選了七十余人，分兩撥圍攻紫禁城。政府事先已經得到線報，然而各個機構互相推诿，無人願為此事負責，所以天理教民們才得以順利地入城。中午，大家按約定的時間分別聚集在東華門和西華門附近。晌午一到，宮內的兩個太監就出來了。但由於東華門的官兵有所警覺，只有五、六個人走了進去，迅速地被圍殲了。西華門一路比較順利，很快就到了隆宗門，門衛的弓箭被他們搶去作為武器。他們還准備進入“大內”。官兵們急忙關閉大門，將亂民阻於門外。幾名教徒准備逾牆而入，被後來的道光皇帝匆忙中用鳥槍打翻。後來官兵殺到，發生了一場混戰。隆宗門的那個箭頭就是此上時射上去的。大部分亂民被殺，到了十六日清晨，殘存的幾個人開始放火，准備趁亂逃出。但大雨突至，“神道”也沒有來援助他們，於是就被搜捕淨盡了。在這兩日之中，共有七十二名天理教徒被擒被殺，宮中亦有多名太監被揭發出來。林清和他的外甥董國太是十七日清晨被捕的。所有參與“癸酉之變”的人後來都受到了嚴厲的懲處，家屬親友也受到株連。政府對被捕者進行了四十天的審訊。嘉慶皇帝返京途中，在燕郊頒布了《罪己诏》，卻並沒有真正罪己，而是將罪責推到了大臣們的頭上。

山東的教徒因為缺乏嚴密的組織和強力的領導，很快就被平息了下去。河南一帶則被陝甘總督那彥成調動政府軍包圍了起來。那彥成在平息白蓮教暴動過程中的經驗被全部運用在河南。他不希望天理教也采用游擊戰術，所以采取了圍剿的方針。嘉慶對於“癸酉之變”的憤怒一直耿耿於懷，所以他對那彥成的戰術極其不滿，甚至不顧君主的風度，破口大罵。但那彥成實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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