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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廉租房的750元裡包括社保費嗎 | 推 薦 文 章 | ||
| 更新時間：2022-05-18 | |||
21世紀的曙光即將在東方地平線上升起，在20世紀成為顯學而又歷經風風雨雨的紅 學如何邁向21世紀？這是一個為當今紅學界所普遍關注的熱點話題。在’97北京國際《 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筆者曾在《拓展紅學研究的文化視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獻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於一體的初步構想，得到了紅學界前輩和青年同仁的熱忱鼓 勵與回應，至本次’99全國中青年《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則進而列為會議的中心主題 。下面試圖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就這一主題展開更為深入的研討。一 《紅樓夢》文獻研究，主要是指有關這部小說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證。“文獻”一詞最早出現於《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朱熹認為，這裡的文獻包括歷朝的文件 和當時賢者的學識。宋末元初學者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自序》中對此作了進一步明確 的界說：“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 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評論 ，以及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 采而錄之，所謂獻也。”析言之，“文獻”之“文”是指書本記載；“文獻”之“獻” 是指口傳議論。統言之，都是指用於考證而又可信的歷史遺傳下來的各種材料，所謂“ 信而有證”，“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獻”概念較之馬端臨的定義又發生了一些變化，大體是指歷史文件，即 馬端臨所說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傳言論即“獻”部分。在《紅樓夢》的文獻研究領 域裡，也主要是指盡可能地搜集得到的歷史遺留下來的有關《紅樓夢》的文獻材料，對 其做一番具體而深入的考證工作。朱談文先生認為《紅樓夢》的文獻學研究目的是要“ 探導追溯並力圖再現作者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背景，構思及成書過程，因而其研究 范圍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紅樓夢》的社會歷史背景、情節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創作思想、《紅樓夢》的成書過程和版本源流等內容。”（注：《論紅樓夢文獻學研究 之前景》，《紅樓夢學刊》93.1。）鑒此，她把《紅樓夢》的文獻研究歸納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書過程研究與創作思想研究五個方面。但更嚴謹地分類，成 書過程與創作思想研究可歸於作者研究，另外須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與傳播 研究兩個方面。 與文獻研究注重於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於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詞 是從西方引進而來的一個文學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學批評進行分析和討論的一個現成的 文學作品。不過，無論是在西方還是當代中國，文本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著相當大的歧 異乃至混亂，但追本溯源，應以最早倡導文本研究的新批評派的界定為基礎。新批評派 認為文本是一個由獨立的詞語組成的物體，是一個客觀的有自身結構而與社會、讀者沒 有關系的獨立存在，所以新批評派的文學批評又被稱為“文本批評”（textualcritic ism）、“客觀批評”（objectivism）或“客觀主義理論”（objectivetheory），根 據文學作品與作者、讀者三者的關系，新批評派認為因關注的重心不同，就會產生不同 的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產生過程，努力追蹤作者個人經歷以與作品相印證，便是“ 傳記式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產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產生的具體歷史—社會條 件，便是“歷史—社會式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與讀者的影響，如果以自己充當讀 者身份記錄下讀後感，便是“印象式批評”；如果研究各種讀者對作品的反應，就是“ 文藝社會學”。新批評派所關注的是作品本身，認為作品即“本體”，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價值與意義，因而無須關注和研究作品產生之前的歷史—社會背景與作者生平身世 、創作意圖與創作過程，也無須關注與研究作品產生之後對讀者的影響以及讀者的閱讀 效果，否則，就會產生“意圖謬見”與“感受謬見”。所謂“意圖謬見”就是“將詩與 其產生過程相混淆，……其始是從寫詩的心理原因中推導批評標准，其終則是傳記式批 評與相對主義”；所謂“感受謬見”是指“將詩與其結果相混淆，即混淆詩本身與詩的 所作所為……其始是從詩的心理效果推導批評標准，其終則是印象式批評與相對主義” 。（注：參見趙毅衡：《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頁。）批評家應努力擯棄“意圖謬見”與“感受謬見”，只在作品自身 中尋求意義。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學作品視為獨立於歷史、社會、作者與讀者 之外的客觀存在，以作品自身為研究對象。毫無疑問，新批評派這一試圖切斷文學作品 的創作之源與接受之流而專注於作品自身的靜態研究，在理論上明顯失之片面和狹隘， 在實踐中也是難以真正實施的，但對扭轉片面注重文學的外部研究而轉向作品自身的內 部研究，卻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和啟示意義。同樣，對於長期以來文獻與文本研究嚴重 失衡的紅學研究而言，也不無借鑒之處，這就是應該把《紅樓夢》作為一部相對獨立的 小說作品，著重就作品本身展開研究，具體包括人物形象、情節結構、敘事模式、語言 藝術、美學風格、藝術價值、主題意蘊研究等各個方面。 較之文獻研究與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更加注重對文學作 品內涵的深層開掘。關於“文化”這一同樣來自西方的概念，無論在內涵還是外延上的 歧義乃至混亂比之“文本”更甚。英國人類學家泰勒於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書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對文化作出了一個經典性的界說：“所謂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識 、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習慣在內的一種綜合體。”時至今日，有關文化的定義更是日趨紛繁甚至凌亂不堪， 但人們還是比較認可文化由物質型文化、制度型文化與精神型文化構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價值觀念。由於《紅樓夢》具有特別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獻研究與文本研究之上進而走向文化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其研究范圍也相當廣泛， 主要包括神話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飲食文化、藝術文化 研究等方面。《紅樓夢》文化研究的最高層次，是從文化哲學的高度對《紅樓夢》所蘊 含的人類文化精神進行深度發掘與闡釋，這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價值，更有魅力， 當然難度也更大。 文獻、文本、文化研究雖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圍與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銜接 、依次遞進的，而且彼此也有明顯的交叉疊合之處。因此，《紅樓夢》文獻、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這一論題的確立與研討，既反映了當代學術研究從分到合的必然趨 勢，也反映了紅學研究世紀轉型的內在要求。二 《紅樓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是一個面向21世紀的前瞻性論題 ，同時從這一特定視角回顧與反思一下二百年來尤其是20世紀的紅學歷程，我們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確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諸多缺撼乃至教訓。其中既有人為的主觀 因素，也有受制於不可逆轉的客觀條件的無奈。 本世紀初，當紅學界依然為“索隱派”攪得渾渾噩噩之時，頗具哲人眼光的王國維 卻在他的《紅樓夢評論》一文中開始了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學解讀 《紅樓夢》，從對《紅樓夢》神話文本的注重到對其形上哲理蘊義的體悟；從對中國大 團圓傳統的批判到對《紅樓夢》作為最高悲劇的定位；從以西方悲劇理論闡釋《紅樓夢 》的審美價值到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較……都使該文在探索《紅樓夢》為全人類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義方面，獲得了以前和當時紅學研究者所未有的獨創性與深 刻性，從而開啟了具有現代學術品質的紅學研究之先聲。 然而，學術的發展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紅樓夢評論》在當時固然“先鋒”，但 畢竟是孤軍奮戰，缺少必要的學術背景和學術群體的支撐。直到1921年，留學西方的胡 適以中國傳統考據學融會西方實證主義研究方法，通過大量的文獻考證，初步澄清了《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問題，並以此確立了“自傳說”的學術根基，他的《 紅樓夢考證》也就成為舊紅學結束、新紅學開始的標志。從《紅樓夢評論》到《紅樓夢 考證》，紅學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終於捨棄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獻研究之路，新紅 學選擇了胡適而不是王國維作為自己的學術奠基者。 從學術發展的進程來看，這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新紅學的實證研究，雖然吸納了西 方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但其主體仍是傳統的考據學。比如胡適為了澄清《紅樓夢》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與此相關的諸多問題，廣泛搜集了當時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資料， 然後通過綜合論證，得出新的結論，與由清人發展至極致的考據學仍是一脈相承，因而 可以為諸多具有較好國學根底的學人所效法。實際上，新紅學之後的文獻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胡適開創的實證研究逐步拓展而來，諸如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馮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這些文獻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傳統考據學為基本方法，耗 費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構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紀的風風雨雨中，因文獻研究較少涉及理 論觀點而始終未受太多的干擾和沖擊，所以能延續不斷而一枝獨秀。 也正因為新紅學的建立是以文獻考證為基點，新紅學的延續實際上也就是文獻研究 的延續，因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與盛況空前的文獻研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顯的冷落。到了本世紀中葉，藉助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傳播與運用，延續新紅 學而來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矯正與更新，然而當時紅學界所關注的熱點卻轉向《紅樓夢》 產生的歷史—社會背景以及作品的歷史政治內涵——以新批評派的理論觀之，就是從所 謂的“傳記式批評”轉向“歷史—社會批評”。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一方面是紅學研 究的日趨興盛，盡顯顯學之盛勢；另一方面則是在非文學化中進而走向泛歷史化、泛社 會化、泛政治化。盡管較之新紅學的文獻研究已發生了明顯的學術轉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紀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紅學界通過反思五十年代以來紅學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開始重視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熱”的勃然而興，又將正處於轉折時期的紅學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紅學圈內的學者力圖借助文化學的新理論、新方 法，以拓展紅學研究的新路徑、新境界；同時也有許多紅學圈外的學者以《紅樓夢》為 范本，以此檢驗文化學理論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神。於是內外合一， 此呼彼應，共同促進了《紅樓夢》文化研究的興盛。 通觀20世紀百年紅學史，當我們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應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紀初期、中葉、末期三次紅學研究重心的確立與轉移過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從邊緣進入中心，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二是文獻、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為政，不相往來，乃至相互輕視，或相互指責；三是受制於客觀形勢，出現過多 的外部干擾，影響了學術研究的正常進行與深入開展；四是少數研究者違規操作，學術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損害了紅學研究的聲譽。其中，第四種情形往往由紅學圈外引起 ，可以暫且不管；第三種結果是時代使然，無可奈何。就第一、第二點而言，從紅學研 究的最新發展動態來看，情況也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回歸文本研究呼聲的高漲，紅學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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