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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
王守仁是明朝中葉的著名哲學家，教育家，他生活的年代是明王朝由穩定開始進入衰敗的轉變時期，也是程朱理學日趨僵化和空虛的時期，他繼承和發展了陸九淵的哲學、教育思想，形成了與程朱理學相徑庭的“心學”體系，對封建社會後期以至近代的教育思潮發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動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號陽明，浙江余姚人。21歲浙江鄉試中舉，28歲舉進士，曾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等。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上疏援救戴銑等而得罪宦官劉瑾，被滴為貴州龍場驿丞。劉瑾被洙後，王守仁先後任廬陵知縣、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胪寺卿等職。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二年（1517年），他在江西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職鎮壓農民起義。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率兵平息寧王朱辰濠在江西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職鎮壓農世起義。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率兵平息寧王朱辰濠在江西南昌發動的叛亂。十六年（1521年），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屬閒職），受封“新建伯”。嘉靖六年（1527年），王守仁總督兩廣軍務，鎮壓了瑤族和僮族的少數民族起義。次年（1528年），王守仁在歸途中病死於南安舟中。

王守仁繼承和發展了陸九淵的學說，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命題，創立了朱理學相徑庭的“陽明學派”（亦稱“姚江字派”、“王學”、“心學”）。其學說以“反傳統”的姿態出現，在明中葉以後曾廣泛流行，並曾流傳到日本，對明治維新發生積極影響。

王守仁是明中葉著名的教育家，從34歲起他開始從事講學活動，直至去世，歷時23年。其中除6年（1522-1527年）是專讓從事講學之外，其余均是一面從政，一面講學。他所到之處，講學活動不斷，並熱心建書院，設社學辦學校。此外，他還不拘形式，隨處講學。王守仁如此熱心設學、講學、其目的一是為了傳播自己的學說；二是為了對民眾加強封建倫理道德教化，即所謂“破心中賊”。但在客觀上，對於明中葉以後書院的發展、講學之風興起，起了積極的作用。

王守仁的著作有《王文成公全書》38卷，主要教育著作《答顧東橋書》、《稽山書院尊經閣記》、《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教約》等。

二、主要教育思想

（一）、關於“心學”思想

王守仁的教育學說，帶有明顯的哲學色彩，哲學思想是指導他的教育活動的一般理論，而教育學說又是其哲學思想的具體運用和發揮，在他的教育學說中貫穿了他的思想的基本原理。把他的哲學思想聯系起來考察，能夠更好地把握他的教育思想。

王守仁的哲學思想繼承和發揮了孟轲“萬物皆備於我”（1），陸九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2）與“心即理”（3）的思想，認為“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4）就是說，“心”是世界萬物的本質，世界萬物及其規律，以至人類社會的各種道德規范都是由“心”派生出來的，是“意之所用”。有一次，王守仁與友人同游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道：“天下無心外之物，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王守仁答道：“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5）他對自己哲學思想的簡明概括是：“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6）這種把客觀事物說成是人的意念活動，離開了人的意識活動就沒有客觀事物存在的觀點，不僅抹煞了客觀事物的實在性，又否定了事物規律的客觀性，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所以人們又稱他的哲學為“心學”。他在《象山文集序》開頭說：“聖人之學，心學也。”

（二）、關於教育作用的思想

王守仁十分重視教育對於人的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學以去其昏蔽”的思想。他是用“心學”的觀點來闡明這一思想的。

王守仁不同意朱熹將“心”“理”區分為二，認為“理”存在於“心”中，“心即理’同時他又繼承和發展了孟轲的“良知”學說，認為“良知即是天理”，即是“心之本體”。良知不僅是宇宙的造化者，而且也是倫理道德觀念。他說：“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7）王守仁認為良知具有以下特點。首先，它與生俱來，不學自能，不教自會；其次，它為人人所具有，不分聖愚；再次，它不會泯滅，也不消失。不過，“良知”也有致命的弱點，即在外物接觸中，由於受物欲的引誘，會受昏蔽。所以基於此，王守仁提出了“致良知”的學習論，並且認為，教育的作用就在於通過“致良知”而去除物欲對於“良知”的昏蔽還是“明其心”，其實質是相同的，即教育的作用就在於“存天理，滅人欲”的根本任務。基於此，他認為用功求學受教育，並不是為了增加什麼新內容，而是為了“日減人欲”。他說：“吾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更是復得一分天理。”（９）

盡管王守仁關於教育作用的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心學”基礎上的，但其中也包含著某些積極的內容。他認為“良知”人人都有，因此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天賦條件，聖愚的區別僅在於能不能“致良知”；由於“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研”，總要受到物欲的引誘，所以人人都應該受教育；教育是為了去除物欲對“良知”的昏蔽，因此它“不假外求”，而重在“內求”，即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自覺“勝私復理，去惡為善。”王守仁教育作用思想中所包含的這些合理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三）“致良知”的學習論

“致良知”是王守仁哲學思想的組成部分，也是他的學習論。在王守仁的學說中，“良知”既是宇宙的本體，也是認識本體，道德修養的本體。“致良知”既是認識過程，也是道德修養的方法。

王守仁把“致良知”看作是“聖學之的傳”（１０）“學問大興腦”；（１１）他反復強調學習就是“致良知”。如何“致良知”呢？一方面，要“存其心”、“求其心”。就是說對先天固有的“良知”要保存它、培養它，不可使它喪失。另一方面，就是要“去人欲”，“去蔽與害”，是對人欲“省察克治”的修養功夫。他強調“去人欲”應象“去盜賊”、“貓捕鼠”那樣斬釘截鐵，追根究底，達到“掃除廓清”。所以他的學習論，不是擴充知識，而是“日減人欲”。所謂“人欲”，指的是一切違背封建倫理綱常的思想意識和行為，其中主要是指勞動人民最起碼的物質生活條件的要求和他們的反抗意識。所謂“天理”指的是封建的等級制度。以及仁義禮智之類的道德規范。

王守仁批評朱熹的學習論是“支離”，標榜自己的“致良知”學習論是一種“簡易”、“輕快脫灑”之教，實際上是以內心的直覺體驗來代替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否定人們向外界學習的重性要，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學習論。這種學習論認為學習的最終目的就是“學以去其昏蔽，”從而達到“滅人欲，存天理”，這又與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異途而同歸，所不同的是，朱熹提倡通過讀聖賢之書來達到，而王守仁則強調通過自我體驗來實現。

但王守仁“致良知”的學習論，也包含了一些富有意義的見解。第一，他反對盲從《六經》，提倡“自知”、“自得”，認為學習不能死摳典籍，盲從典籍，為典籍所束縛，而是要“自知”、“自得”有自己的獨立見解。第二，他反對迷信古聖先賢，提倡“惟是之從”,肯定每個人都有獨立思考的權利。判斷是非的能力。第三，反對道學教育對個性的束縛，提倡“點化”、“解化”和“谏師”。所謂“點化”，指教師對學生學習的指點和開導，朋友之間的砥砺和切磋；“解化”指發生獨立思維解決問題，認為這才是“一子百當”的功夫；所謂“谏師”是指在師生關系上，主張師生之間應以朋友之道相待、提倡師生之間直谏。上述這些見解對今天的教育來說仍不失其借鑒意義。

（四）、論道德教育

王守仁堅持了我國古代儒家教育的傳統，把道德教育與修養放在首要地位。他認為培養學生形成優良的品德是學校中最重要的任務。同時在此基礎上，也使學生的各種才能得到發展，日臻精熟。

王守仁所要培養學生形成的優良品德，具體說，就是封建的倫理道德。因此，他反“明人倫”作為道德教育的目的，“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１２）所謂有“人倫”，在王守仁看來，即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他甚至還認為，明人倫之外無學。此外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詞；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

正是基於讓述認識，他猛烈抨擊當時在科舉制度影響下的學校教育，認為當時的學校雖然仍以“明倫”名堂，但實際上由於受科舉的影響，為了追逐“功利”，老師所教，學生所學，都全失去了“明人倫”的立學本意。由此可見，王守仁“明人倫”的道德教育目的論，雖然並沒有超出儒家思孟學派的一貫主張。然而，他在當時士人“皆馳於記誦辭章”，重功利而輕修養的社會風氣中，重新強調人自身道德修養的重要，應該說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意義。

關於道德修養的方法，王守仁提出四個基本主張。

靜處體司
這是王守仁早年提倡的道德修養方法。他認為道德修養的根本任務是“去蔽明心”，即去除物欲的昏蔽，發明本心所具有的“良知”。因而，道德修養無須“外求”，而只要做靜處體悟的功夫。雖然王守仁曾表白他據說的靜坐與佛教的“坐禅入定”不是一回事，然而，所謂“靜處體悟”，實際上就是叫人靜坐澄心，擯去一切私慮雜念，體認本心。這是對陸九淵“自存本心”的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與佛教禅宗的面壁靜坐，“明心見性”的修養功夫，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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