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老佛爺購物如何退貨

此，不僅說明了「佛」在漢譯佛典中的出現早於「佛陀」這一史實，更重要的事，還揭示了佛教並非直接由印度，而是通由中亞間接入華的。佛經譯者用來母字翻譯梵語的頂音，這個現象曾使許多音韻學家困惑不解。先生在一九四八年撰寫了〈論梵文td的音譯〉，指出中文用來母字翻譯梵語的td由於早期的佛經係用俗語（prakrits）寫成，而在俗語裡正有t＞d＞l的語音變化。先生將這個語言迻譯過程分為後漢至魏晉南北朝、南北朝至隋、隋以後三期。借此，先生最早明確強調「華梵對勘」必須有一前提，即必須首先證明音譯字直接譯自梵語，否則無從勘起。可惜，許多學者在從事對音工作時，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結果自然怪說蜂起，舛誤百出。運用華梵比較，解決漢文典籍真偽問題，是先生運用純熟的研究方法之一。《列子》係偽書，少有異議，然而這部偽書究在何時造成？造偽者何人？則無人能夠斷言。先生於一九四九年發表〈《列子》與佛典〉（英譯文刊studiaserica），發現《列子·湯問篇》中有一段與西晉竺法護所譯《生經》卷三《佛說國王五人經》卷二十四中之故事雷同，進而廣征博引，證明《列子》出於太康六年（二八五年）之後，本文、序及注均出自張湛一人之手。同年發表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正史與印度傳說〉（英譯本刊studiaserica），引用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材料，考證上述正史所載諸帝形貌實有佛教傳說雜揉附會於其間。研究手法之圓熟、考證之細密，令人歎為觀止。
一九四九年後，東語系改為以培養黨的外交、翻譯人才為現實服務為主，在急遽擴大的同時，逐漸走上了與創立之初的宗旨不同的道路。先生任一級教授、學部委員，在仍然擔任系主任的同時各種兼職壓到了先生身上，行政工作加重了。在整個大環境的影響下，研究方向也發生了更大的變化。先生的領域無奈地移向印度文學、近現代印度史、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翻譯了《五卷書》、《優哩婆濕》、《沙恭達羅》、部分《十王子傳》和《佛本生故事》，發表了大量的評論介紹文字以及研究泰戈爾的文章；出版了《印度簡史》、《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印度民族起義》；撰寫了研究造紙、造紙法、蠶絲傳入印度問題的論文，將有關論文編成《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除此之外，先生還和曹葆華合作，翻譯了馬克思有關印度的論述，編成《論印度》一書。翻譯工作還延伸到德國文學，如托馬斯·曼的《沉重的時刻》和《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這段時間，先生創作了大量歌頌新中國的散文。
至於先生的老本行，由於各種原因，顯得相對寂寥了。但是也發表了〈記《說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發現〉、〈吐火羅語的發現與考釋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論文，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不過主要以介紹為主，與留德期間的工作情況不同了。這段十多年的時間內，先生僅有的兩篇研究原始佛教語言的論文都是由於偶然機緣寫成發表的。一九五六年，據印度傳說，乃釋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先生特撰寫了〈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在無從利用歐洲戰後發表的西方學者研究成果的困難條件下，以漢文材料為依傍，證明了使歐美學者聚訟不已的「sakanirutti」既非指「佛自己的語言」，亦非「文法」，而是指「比丘們自己的語言」，也就是說，佛允許比丘用各自的方言俗語來學習佛言。這裡所指明的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事實：原始佛教不允許比丘使用梵文來學習佛法，也並未規定以某種語言作為標准經堂語。上文提到，先生的兩部德文論著引起了印度學界的軒然大波，不過，先生了解到這個情況要晚至一九五八年。北大圖書館當時還可以從國外訂購學術書籍，先生也就有機會看到艾哲頓於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煌煌巨著《佛教混合梵語語法及字典》。針對其中與先生的爭論，先生於一九五八年發表了〈再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反駁艾哲頓的意見，贊同德國梵學巨匠呂德斯（heinrichlueders）的說法，主張原始佛教有一種用佛教原始語言，即印度古代東部方言半摩揭陀語（ardhamagadhi）寫成的佛典，以大量的材料，再次論述了自己的觀點。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先生基本上被看作是「又紅又專」的典型，加上在高級知識份子中罕見的窮苦出身，一貫謹言慎行謙虛下人的高尚品格，儘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但是生命尚未受到威脅，物質生活尚有保障，工作環境雖不完美卻也尚未遭到徹底摧毀，授業著述的自由尚未被剝奪。然而，一場踐踏了先生學術生命中最好的十二年中年年華的大革文化命的狂風驟雨到來了。

瘋狂歲月裡的壯舉

文化大革命初始時期到工作組被趕跑，先生還是被劃在「臨界線」上的，基本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久，先生按捺不住義憤和正義感，主動跳了出來，反對不可一世的「老佛爺」聶元梓，其結果當然是馬上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黑幫份子」，歷經極其野蠻的批斗，飽受精神與肉體的摧殘，被關進「牛棚」。工作的權利理所當然被徹底剝奪，生活水平也被降低到幾乎難以維生的地步，遭到慘無人道的殘酷迫害。這一切都真實地記錄在《牛棚雜憶》之中，諸舨喪心病狂的暴行就不在此詳述了，引用一段樂黛雲教授的回憶也就足夠了：「……迎面撞上一群紅衛兵敲鑼打鼓，喊著口號，押著兩個黑幫份子遊街，走在後面的是周一良教授，走在前面的就是先生！他們兩人都是胸前掛著牌子，背上扣著一口食堂煮飯用的中號生鐵鍋，用細繩子套在脖子上，勒出深深的血印。紅衛兵們推推搡搡，高呼著『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的最高指示。……那背上的黑鍋就是『王八』的象徵。先生吃力地向前走著，一縷血紅的殘陽斜抹在他汗涔涔的臉上。我陡然與先生的目光相遇，那是怎樣一雙眼睛啊！依然清澈，依然明亮，沒有仇恨，沒有恐懼，只有無邊無際的仁愛和悲憫，凝視著那些虐待他的、無知的年輕人！」
文革後期，先生被「寬大」安排到外文樓、三十五號學生宿捨值班，收發信件、接聽傳呼電話、充當門房，成了一個「不可接觸者」。用先生自己的話來講：身處「被打倒與不打倒之間」，「國家前途，不甚了了；個人的未來，渺茫得很」。先生「創作已經毫無可能，研究也就早已斷了念頭。想來想去，還是搞些翻譯吧。翻譯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連想也沒有去想。既然為翻譯而翻譯，為了滿足自己那閒不住的習慣而找點活干，最好選一種比較難的、相當長的、能曠日持久地干下去的書來翻譯。」正好東語系圖書館在那樣的歲月裡奇蹟般地從印度定到了《羅摩衍那》梵文精校本，一九七三年，先生遂決定翻譯。梵文原本厚達七巨冊，先生每天把一小段原文抄在小紙片上，看門之余，構思腹稿，如果沒有人注意，就趕忙偷偷寫下，回家再整理。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先生在全書七篇中完成了將近三篇的翻譯，可謂驚天地而泣鬼神！一九八零年，先生在時隔三十五年後訪問德國，將剛剛出版的第一卷贈送給已年邁退休的瓦爾德施密特教授，老人對先生轉而研究印度文學流露出不解和不滿，老人怎麼可能了解這項工作對先生、對中國學人的意義呢？《羅摩衍那》八大冊後來在一九八四年出齊，除了英譯本之外，漢譯本是全世界第二個完整的譯本，誰能夠想像這是由一位學者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獨力完成的呢？
一九六六年三月至一九七八年四月，整整十二年，先生沒有也不可能發表一篇論文，在先生助手已故李铮教授所編《季羨林著譯目錄》裡留下了一段令人窒息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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