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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東”、“下南洋”、“走西口”是我國歷史上幾次比較有名的大規模移民活動。
1、闖關東：

1）、關東
今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地處祖國東北方，自古以來，就泛稱“東北”，而明以後又俗稱“關東”，直到當代仍在民間盛行。歷代對東北行政區劃不一，名稱種種，而形成一個具有特色的區域文化，卻是經歷了千百年的滄海之變，最終跻身於中華民族文化之林，成為它的不可分的一部分。
2）、何謂闖關東：
闖關東的歷史由來已久，據初步考證，明代末期即有此記錄，清代逐漸掀起高潮，清代的中晚期至２０世紀的三四十年代，逐漸形成闖關東的浪潮。據初步統計，至新中國成立前，闖關東的人數已達三千萬左右。其中，山東人占絕大多數。

闖關東是一種社會歷史移民現象，也是一種壯舉，有自發的客觀因素，有內在的政治影響深度。“山東人闖關東實質上是貧苦農民在死亡線上自發的不可遏止的悲壯的謀求生存的運動”。

關東之要“闖”，說明那是越軌犯禁的行為。清入關實行民族等級與隔離制度，嚴禁漢人進入滿洲“龍興之地”墾殖，因此頒布禁關令。順治開始，滿境分段修千余公裡“柳條邊”籬笆牆，也叫滿洲長城（柳條邊牆、柳牆、柳城、條子邊），康熙中期竣工。從山海關經開原、新賓至鳳城南的柳條邊曰“老邊”；自開原東北至今吉林市北稱“新邊”。以柳條邊為界，長期對東北實行封鎖政策。因此，在民間有“邊裡人”、“邊外人”的說法。

但事實上，從清朝到民國數百年間，背井離鄉的山東人就開始興起了闖關東。19世紀，黃河下游連年遭災，滿清政府卻禁關令依舊。破產農民不顧禁令，成千上萬的冒懲罰危險，“闖”入東北，此為“闖關東”來歷。直至鹹豐十年後，前往關東謀生，不僅不違禁，而且成為合法的了。但“闖關東”一詞卻早已被廣泛應用，並已約定俗成。

3）、歷史上山東人闖關東主要分成三個時期：

（1）1644至1667年，《遼東招民開墾條例》，規定“招至百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23年間“魯民移民東北者甚多”，許多地區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戶益繁息”。
（2）1668至1860年，為維護滿洲固有風俗和保護八旗生計，康熙七年清廷下令“遼東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對東北實行禁封政策。
（3）1861至1911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對邊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斷侵蝕黑龍江邊境，清政府采納了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建議，於鹹豐十年正式開禁放墾。
歷史上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陝西等地民眾前往長城以外的內蒙古草原墾荒、經商的移民活動
2、走西口：

1）、歷史上的“走西口”，亦稱“走口外”，是指山西、陝西等地民眾前往長城以外的內蒙古草原墾荒、經商的移民活動。“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體位置歷來眾說紛纭，目前比較主流的看法是，最早的“西口”特指殺虎口（今山西省右玉縣），後來則改指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但是，由於“走西口”的人群極為龐大而繁雜，對於不同地域的人群而言，各自心目中“西口”的確切所指其實並不相同，概乎言之，“西口”實際上也泛指秦晉各地至內蒙的各個通道隘口。

從歷史上看，地處黃土高原的山西、陝西，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之一，是中國內地最早得到開發的地區，農耕文明有著數千年的歷史。及至明清時代，因地狹人稠，加上天災頻臨，不少下層民眾蕩析離居，動辄流移。而自地理環境視之，晉、陝北部為中國傳統上重要的農牧分界線，口外蒙地地廣人稀，當地人出於各種需要，主動招募內地民人墾種，而清朝政府則出於移民實邊等諸多方面的考慮，也逐漸放寬政策，鼓勵放墾蒙地、發展農業。於是，晉、陝民眾遂呼朋引類，前往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上述諸種因素的合力，遂導致了清初至民國時期，“走西口”之風愈煽愈熾。

2）、“走西口”之人的成份極為復雜，並不能簡單地與旅蒙晉商等同視之

近年來,由於《喬家大院》等晉商劇作的熱播，不少文學作品、舞台藝術都簡單地將“走西口”與晉商的精神內涵、成功之道聯系起來，甚至有人更以“走西口的哥哥曾最富”為題，將“走西口”的男子與晉商等同起來。其實，“走西口”之人的成份極為復雜，並不能簡單地與旅蒙晉商等同視之。根據歷史學界的研究，“走西口”之人，既有來自晉中的貿易商販（其中當然有部分巨腹商賈，但更有下層的提籃小賣），也有營謀開墾的丁壯，還有一些為逃避兵役和官司的社會閒雜。一般說來，“走西口”之人，開始是春去秋回的“雁行人”，主要是些攬長打短的青壯年男子，後來逐漸發展為攜家帶眷永久性的移民定居。

3）、“走西口”極大地加強了口外邊地與內地的經濟聯系，加強了蒙、漢人民文化上的交融

“走西口”極大地加強了口外邊地與內地的聯系。以山西為例，清代以來有一句諺語說：“雁門關上雁難飛，歸化圓寶如山堆。山西亢旱沒啥事，歸化一荒嘴揪起。”所謂嘴揪起，也就是餓肚子的模樣。雁門關在今山西省代縣西北，為山西沖要三關之冠。歸化亦即現在的內蒙古呼和浩特一帶。此句諺語的意思是說：歸化為商賈輻辏之地，對於山西經濟的影響極大。山西的一些地方，即使本省發生大旱，對於當地社會並無太大的影響；但如果歸化一帶發生災荒，那這些地方的民眾就只能忍饑挨餓了——這當然反映出山西的一些地方對於口外經濟有著極大的依存度。

而對口外蒙古地區而言，內地大批移民的到來，帶來了較為先進的農耕技術，促進了口外農業的發展，移民的辛勤耘作，將傳統的農耕界線向北推移，使得當地單一的游牧經濟發生變化，逐漸形成了農牧並舉、蒙漢共居之鄉。而大批經商務工者的紛至沓來，則刺激了蒙古地區商業的繁榮和城鎮的興盛。“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復盛公”是山西喬姓商人的商號之名，他們之於包頭城的形成和發展，凸顯了昔日晉商與邊塞城鎮繁榮的密切關系。

此外，“走西口”還加強了蒙、漢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種交流，除了前述經濟方面的影響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當顯著。譬如，蠻漢調（又稱蒙漢調或漫瀚調），就是蒙漢人民在生產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漸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歌曲的藝術風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種新民歌。而廣泛流傳於晉北、陝北、河北以及內蒙西部的地方小戲“二人台”，更是內地文化與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產物。
4）、山西人“走西口”的路線圖

歷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從山西中部和北部出發，形成兩條主要路線：一條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蒙古草原；一條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蒙古。民間所說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殺虎口。走出這個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攬經商天下的歸化與綏遠（統稱歸綏）、庫倫和多倫、烏裡雅蘇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區。“殺虎口”還是通往蒙古恰克圖和俄羅斯等地經商的重要商道。“殺虎口”的興衰史也反映了晉商發展興衰的歷史。
南洋[1]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當今東盟十國在內的廣大區域。而廣義的南洋還包含當今的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諸島。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戰亂的普通百姓和權力失落的前朝貴族紛紛移居海外。由於地緣上的毗鄰關系，東南亞成為中國移民的遷徙地和避難所。因此這種遷徙歷史上稱為
3、“下南洋”。
1）、歷史
中國與東南亞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的漢代。據《史記》、《漢書·地理志》等文獻記載，公元1世紀左右，中國就與緬甸、越南等國互有來往。唐代時，移民人數開始增多，他們被當地人稱為“唐人”。不過，中國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寬。
2）、幾次大規模遷徙：
——西漢末年，一批漢儒學者、軍政官員數千人逃往越南；
——南北朝時，五胡亂華，中原人士紛紛移居印度支那；
——唐朝後期，黃巢襲擊廣州時，廣東人爭相逃往東南亞；
——元滅南宋時，大批遺臣遺民也落難到此。
——明末清初，大量的難民、被清兵打散的農民軍、抗清失敗的明軍余部以及不願侍奉清廷的明朝遺民，掀起了移民東南亞的高潮。明亡後，高、雷、廉三州總兵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等率領兵將家眷3000余人、戰船50余艘到達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這塊地方因此被稱作“明鄉”。1659年，跟隨永歷帝流亡緬甸的官兵眷屬，有的逃亡暹羅(今泰國)，有的被安置在緬甸邊遠地方，今天緬甸北部的桂家與敏家都是這些官兵的後裔。
2）、原因
——一般來說，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隨著農民起義、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戰亂的普通百姓和權力失落的前朝貴族紛紛移居海外。由於地緣上的毗鄰關系，東南亞成為中國移民的遷徙地和避難所。
——中國人下南洋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改變個人或家族的命運。據1935年中國太平洋學會對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調查顯示，因“經濟壓迫”而出洋者占69.95%。那個時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人，也有在家鄉故土呆不下去的人。
——英國、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南洋，正處於加速開發過程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諸國為吸引華工，先後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如馬來西亞聯邦最大的一個州——沙撈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國王)二世執政時期，就頒布過一個特別通告：給移民足夠的免費土地種植，政府提供臨時住屋安置移民；免費供給大米和食鹽一年；提供交通運輸工具，建立警察局保護華人安全，華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撈越等。這樣的政策對於中國國內流離失所、喪失土地的無業流民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這個時候，或攜妻帶子，或孤身一人，漂洋過海來到南洋。
——從文化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農耕民族的最大特點，就是喜歡固守一畝三分田，願意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靜生活。要做一個離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與開拓，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編輯本段]現狀
如今，中國人的腳步已經遍及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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