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的鏡子”的反映論的沉思

“俄國革命的鏡子”的反映論的沉思

“俄國革命的鏡子”的反映論的沉思"摘要:現代文化的關鍵角色是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中介、管理者和發行商。資產階級文化歪曲了社會存在，任何革命在真實反映的過程中開始於中介的消失。與資本主義競爭的企圖不僅發生在經濟領域而且也主宰了文化領域，在這個完全的反映的進程裡文化的角色是明顯的：零自治。
  關鍵詞：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中介反映論

  我們所有的議論的焦點都集中在一個主題上：革命，我們所有的思想也都凝聚在革命上，而且我們所研究的唯一的問題就是革命的問題——孫中山由經濟人的爭論還衍生了制度經濟學關於人們接受經濟倫理規范的個人主義或整體主義的方法論基礎的爭論。所謂方法論個人主義，是指人類個體行為是社會行為的前提和出發點，所有社會或集體現象，諸如制度，都有待內生制度和制度變遷。與此相對照，整體主義關注對個人行為發生的社會影響。個人被看成社會化的人，已經將自己身處其中的社會規范和價值內生化。整體主義者集中考察社會“力量”（制度、社會慣例）如何制約個人行為。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將個人行為擺在第一位，而後者認為社會或制度整體高於一切。
盡管波普爾通常被看作是個人主義者，盡管他對整體主義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評，但他仍指出，“社會群體大於其成員的單純加總，也大於其任何成員任何時刻存在的諸多個人關系的簡單總和……成員的個性可能對群體的歷史和結構產生很大的影響，但這並不妨礙群體有它自己的歷史和結構。也不妨礙該群體對其成員的個性產生強烈影響。”（注：［美］馬爾科姆·盧瑟福：《經濟學中的制度》，陳建波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頁。）這種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是十分激烈的，塔爾科特·帕森斯聲稱：“個人主義者”“要麼根本不承認，要麼從未公正對待過”下列事實，即經濟行為發生“在一整套規則框架之內，不依賴於簽約各方直接的個人動機。”（注：［美］馬爾科姆·盧瑟福：《經濟學中的制度》，陳建波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而海薩尼則反駁道，帕森斯的立場意味著“放棄根據個人目標和社會個體成員的利益來解釋這些社會規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馬爾科姆·盧瑟福：《經濟學中的制度》，陳建波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當然，這種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區別也不是絕對的，布坎南曾說：“在作為一種推導出社會組織原則的方法的個體主義與作為這種組織的一個描述性特征的集體主義之間，不存在任何邏輯上的不一致。……給定一些有關人類行為模式的基礎性假設，以及一種特定的道德倫理立場，即可以根據個人選擇的計算而將集體主義的政治經濟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計算——立憲民主的邏輯基礎》，陳光金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頁。）
（二）功利主義與非功利主義的諸正義形式倫理的矛盾
功利主義是經濟學說史中最重要的倫理基礎。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種人生哲學，展示了有關‘最終價值’的圖式。……功利主義，特別是邊沁的功利主義，是某種新東西，與舊體系是根本對立的。……其次，功利主義是一種具有強烈法律傾向的體系。……在這一原則中，平均主義要素與幸福要素同樣重要。”（注：［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朱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版，第204-205頁。）在熊彼特那裡，功利主義受到了批判。他說，“第一，功利主義的假設對於解釋經濟史，對於解釋經濟的推動力毫無價值。第二，功利主義的假設對於解釋所有涉及實際動機的問題，例如對於解釋遺產的經濟影響問題，要比沒有價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義的假設實際上只對經濟理論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謂的‘福利經濟學’具有根本性的意義，……第四，在最狹義的經濟理論領域內，功利主義的假設不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朱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版，第206-207頁。）熊彼特對功利主義的批評並非是全盤否定福利主義的經濟倫理觀念，而是認為這種功利主義過於工具理性化，並沒有明確指明一種社會形態的合理的經濟倫理理想。
功利主義最顯著的特征之一表現為集合理論。為了使總體行為正確，不同的個人利益必須以產生全體人員的最大幸福或滿意為目標而疊加到一起。功利主義者時常指出這一點作為其理論優越性的一方面。它所運用的是一種實踐合理性的簡單模式，由於這種模式是我們在個人層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當地轉換到社會層次上來使用。
但是，批評者認為這種推論是荒謬的。羅伯特·諾齊克指出，“因為並不存在為它自己的利益而願承擔某種犧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會實體。只有個別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們自己的個人生命的個人存在。”（注：［美］諾齊克：《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何懷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頁。）如果一個人決定犧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為他能夠從中受益，因此這種犧牲可以被證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計10:462009-11-2

  一直以來人們只是構築真理的海市蜃樓，是以宗教和科學的形式存在的欺騙性的幻象，現在是人們真正了解世界和抓住真理的時候了——andreyplatonov

  1.現代文化（或據其存在形式稱為資產階級文化）有兩個分支：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兩者相互依存，又可相互轉化：精英文化為大眾文化提供優質的精液，同時大眾文化又為精英文化提供原質的誘惑。因此，現代文化的關鍵角色是中介，是管理人員，是分配者，即，組織相互轉換過程並確保不被中斷的雙軌操作者。刺激引起興奮，（更確切地說，是a.蓄積的精液，到一定程度後是成功的注入，並且是b.誘惑的敗壞，結果應呈現為純粹的刺激）是資產階級文化的基礎，並且同時也是中介的主要職責。所以中介是資產階級文化的主人——他擁有允許他達成結果（產品）可能與不可能的通信電路，而且他也擁有產品的解釋權。從而，在這種文化裡形成了這個創造性角色，通常被認為是評論、競爭、獎勵、申斥、拍賣和其他瑣事。
  2.這種情形遠非馬克思所預言的：遠不是以“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即所有異化的積極揚棄來創建共產主義，不僅遠離了“人類生活的適宜性”，也遠非人類從宗教、家庭、國家，當然，還有文化，的回歸。現在，不是生產者自己，同樣也不是消費者能判斷文化產品，而是生產過程外部的某些人：評估者，中介，市場調查人員，介於被遠隔開來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人。他的目標是把價值轉化為價格，把文化產品轉化為市場產品。他的最實用的多樣性是共生的角色：作者和中介合為一體，把價格定位和形象塑造結合起來。
  在反映論的背景下，這個中介的作用就像一個活動的透鏡，通過操縱某些文化產品的供需的准辯證統一體，獨自地刺激文化行業。盡管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目的雖有不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基點，即不再將他們的意圖表達成類似“藝術深入大眾”或“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口號裡，這個共同的基點就是實用性，此處利益（即錢）和成功（即潛在的錢）與收益率是同義的，從而中介（即管理者）成為利益的指示器和調節器。
  3.在現實（包括社會聯系的現實）的背景下，這種資產階級文化作用就像一張在擋風玻璃後移動的社會的合成圖，這張圖有意要模仿平移運動（競爭和序列連同它們的線性增長的計數促成這種平移），然而，實際上，這種運動是循環的，始終同一的循環。沒有理由不相信這張圖裡合成的數是巨大的但卻是有限的，因此循環移動的穩定性是基於自以為是、愚昧無知的、不懂藝術和文學的中產階級的平庸人們忘卻的能力，並且喜歡忘多少就忘多少，就這樣重復制造著虛幻的老一套程式。
  4.因而，資產階級文化所起的作用[采用人的形式（諸如“偶像崇拜”、“明星”）和社會或國家的機構的形式，連同符號和象征]，正如馬克思所見，是歪曲和顛倒了社會存在。列寧對托爾斯泰的主要批評觀點是：藝術家，作為在沒有中介的幫助下致力於反映現實的文化工作者，發現自己置身與資產階級文化進程之外，因此他們所看到的是被資產階級文化所歪曲和顛倒的部分，是處於擋風玻璃後的不真切的畫面。列寧所看到的是革命，與沿著同一個圓周不停地運動不同，革命是跳到另一個不同的圓周的機會。轉換到不同的圓周是反映的結果，同樣，要選擇能提供最大的初速度的轉換角度以便這一反映的過程不至於中斷。
  4.1作為最大速度論的例證，考慮一下未來派的沿著稀疏的籬笆駕駛的例子。當一個人慢慢地駕駛時，擋風玻璃後籬笆的風景是片段的和支離的；當他駕駛得快時，這幅圖畫就融成一個整體。不統一能這樣被巧妙地操縱和開拓使用，這不是全體的情況。革命總是必須超脫於此，逃脫出被操縱的統一的命運。
  5.因此任何革命（作為復雜的行為）在真實反映的過程中開始於中介的消失。任何現實也因此孕育著革命。這兒的要點是把反映轉換成為持久的實踐。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古時候，其單個行動的目的在於創造一個特殊的文化產品，然後再通過中介出售。如同托爾斯泰所實踐的藝術技巧被什克洛夫斯基稱為偏離藝術的常規的“陌生化”一樣，他拒絕從他的出版物中獲利的行動是革命的。革命藝術就是一個非常規的藝術。
  5.1當今的利奧?托爾斯泰（正如列寧所見）的副本是羅伯特?弗裡普，他是前三十年最大規模的作曲家和音樂家，1947年他組成一個他稱之為“小型知識分子團體”的人民實體。弗裡普靠建立一個音樂家的團體把他的思想付諸實施，這個團體成功拒絕音樂行業的怪獸三十年。弗裡普的全球音樂（克裡姆森國王）客觀地反映了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世界一體化的現行的復雜進程後世界革命的潛在。在他建立的學校（吉他藝術），集體音樂創作不僅沒有被作為一種分離開來的活動方式，而且反而被作為結合進其他形式的人類活動的因素。弗裡普以嚴格的經驗的形式、邏輯的規則和陳述呈現的他自己的音樂經驗（像“我們在我們在的地方開始”）。這樣，羅伯特?弗裡普的活動能夠被作為未來世界革命的一個原型：這場革命將會被越來越多的小群人民團體進行，而這些小群體人民依靠反思和直覺來作為瞬間的經驗——否則將完全不會有革命。
  5.2美的實質無關反映論的事（無論是否經常歪曲反映）。美，作為實體的理想化的工具和傳播廣告的方法（為了銷售的意圖），是“日用品拜物主義”這個不變體的一個變體。反映要求的品質如下：
  1）清晰（即，主體與客體間中介的消除）
  2）精確（揭示被反映因素的結構）
  3）深度（該結構影射在時空的連續體上）
  5.3因此，首先，不是按照上述那樣的行動、而是反映的活動引起世界革命的改良，因為，積極的反映越多，
  1）中介被消除得越快；
  2）革命因素能越快地組成結構；
  3）結構聯系的敗壞就越明顯，使得調整它們成為可能以便它們能真正彼此聯系。
  只有當反映持久地活躍，革命活動才能獲得刻意積極改革的情形並停止需求人造的刺激或升華，人造的刺激或升華導致發生虛假的程式（像“社會主義已被建成，不僅是完全地而且是不可更改地被建成”）並最終不可避免地為這個虛假付出代價、受到懲罰。
  5.4標語口號文化是廣告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不需要用特殊的方式（比如纏擾不休的、胡攪蠻纏的、急切的、討厭的方式）吸引注意。正是注意力本身需要這種能力去反映。吸引注意的反映對廣告業而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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