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輕工批發市場砍到幾折

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願意作長篇發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麼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麼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往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面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
……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電車裡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只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著敏捷和簡潔。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員、營業員，服務態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

平心而論，這不是排外，而是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執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較現實的，不會對已逝的生活現象迷戀到執著的地步，總會釀發出一種突破意識和先鋒意識。他們文化素養不低，有足夠的能力涉足國內外高層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更多地顧及到現實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願意充當傷痕斑斑、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喜歡長期處於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形態。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學理融化於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毫無疑問，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缤密的理論懈弛，使奮發凌厲的思想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又會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實質性進展，獲得慷慨突進者所難於取得的效果。這很可稱之為文化演進的精明方式。

特別能體現上海文明雅俗共賞特征的，是那張《新民晚報》。它始終保持著雅俗文化之間的巧妙平衡，結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讀《新民晚報》當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規程的，而教授學者也絕不會把它鄙棄。它開辟了一個頗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帶，大雅大俗均可隨腳出入，而一個上海城就座落其間。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上海的戲劇、繪畫、影視、小說，都有類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種心理品性，是發端於國際交往歷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國范圍內，上海人面對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態比較平衡。他們從來在內心沒有鄙視過外國人，因此也不會害怕外國人，或表示超乎常態的恭敬。他們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大會媚外。我的朋友沙葉新幽默地提出過他的人生態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過來概括上海人的心態。

毫無疑問，這與這座城市的歷史密切有關。老一代人力車夫都會說幾句英語，但即使低微如他們，也敢於在“五卅”的風潮中與外國人一爭高低。上海的裡弄裡一直有不少外國僑民住著，長年的鄰居，關系也就調節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營業員不會把一個外國顧客太當作一回事，他們常常還會估量外國顧客的經濟實力，幫他出點購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稱外國人為“老外”，這個不算尊稱也不算鄙稱的有趣說法，似乎挺密切，實則很生分，至今無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語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國人統稱為“外國人”，只要知道國籍，一般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這說明，連一般市民，與外國人也有一種心理趨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上海人對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國留學。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已經走投無路了的青年們自己的選擇；只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作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經到美國留學。這裡普及著一種國際視野。

其實，即使在沒有開放的時代，上海人在對子女的教育上也隱隱埋伏著一種國際性的文化要求，不管當時能不能實現。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比較重視，即使當時幾乎沒有用，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上海人總要求孩子在課余學一點鋼琴或歌唱，但又並不希望他們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一度在全國十分響亮的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歷來對上海的優秀考生構不成向往。在“文革”動亂中，好像一切都滅絕了，但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團悄悄來臨，報紙上也沒作什麼宣傳，不知怎麼立即會卷起搶購票子的熱潮，這麼多外國音樂迷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衣服整潔，秩序和禮節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為上海人爭臉。前些年舉行貝多芬交響音樂會，難以計數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兩年前，我所在的學院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按一般標准，這出戲看起來十分枯燥乏味，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眾也不多。但是上海觀眾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也不歡呼，其間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應該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這批去了那批來，平靜而安詳。

毋庸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並不具備國際性的文化追求，但長期置身在這麼一個城市裡。久而久之，至少也養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這種對文化的景仰帶有非實利的盲目性，最講實利的上海人在這一點上不講實利，依我看，這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最大區別之一，盡管他們在其他不少方面頗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從這幾點已可看出一點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個構成極為復雜的群體，因此，這種文明並不體現為一個規定死了的群體，而是呈現為一種無形的心理秩序，吸納著和放逐著來來去去的過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還未能皈依這種文明，相反，有的人進入不久便神魂與共。這便產生了非戶籍意義上，而是心理文化意義上的上海人。

無疑，上海人遠不是理想的現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歷史限制了他們，也塑造了他們；一個特殊的方位釋放了他們，又制約了他們。他們在全國顯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顯得有點怪異。
……
續寫上海新歷史，關鍵在於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義，是人格結構的調整。對此請允許我說幾句重話。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結構，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濃度繁榮和動亂的遺留。在本世紀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見了一番世面，但無可否認，那時的上海人在總體上不是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長期處於僕從、職員、助手的地位，是外國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線，承受著創業的樂趣和風險。眾多的上海人處於第二線，觀看著，比較著，追隨著，參謀著，擔心著，慶幸著，來反復品嘗第二線的樂趣和風險。也有少數上海人沖到了第一線，如果成功了，後來也都離開了上海。這種整體角色，即使上海人見聞廣遠，很能適應現代競爭社會，又缺少自主氣魄，不敢讓個體生命燦爛展現。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適的崗位仍是某家跨國大企業的高級職員，而很難成為氣吞山河的第一總裁。上海人的眼界遠遠超過闖勁，適應力遠遠超過開創力。有大家風度，卻沒有大將風范。有鳥瞰世界的視野，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
……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發。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種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龍氣，只聽得機敏的言詞滾滾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湧動；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場合耍弄機智，每每墮於刻薄和惡濾；再糟糕一點的，則走向市儈氣乃至流氓氣，成為街市間讓人頭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過得並不順心，但由於他們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劇性的體驗，而缺少悲劇性體驗也就缺少了對崇高和偉大的領受；他們號稱偏愛滑稽，但也僅止於滑稽而達不到真正的幽默，因為他們不具備幽默所必須有的大氣和超逸。於是，上海人同時失卻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屬於生命體驗的兩大基元對他們都頗為黯淡。本來，中國的藝術文化走到今天不應該再完全寄情於歸結歷史的反思形態，上海理應在開拓新的時空中有更大的作為，但上海人的這種素質一時擔當不了這個重任，對生命體驗的黯淡決定了他們的小家子氣。中國文化在可以昂首突進的地方找不到多少歷險家，卻遇到了那麼多大大小小的職員。

即便是受到全國厭棄的那份自傲氣，也只是上海人對於自己生態和心態的盲目守衛，做得瑣瑣碎碎，不成氣派。真正的強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無恐的精神力量使他們變得大方而豁達，不會只在生活方式；言談舉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總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結構盡管不失精巧，卻缺少一個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於是，這個城市失去了燙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蕩的勃發。

可惜，譏刺上海人的鋒芒，常常來自一種更落後的規范：說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離經叛道；要上海人重歸樸拙、重返馴順、重組一統。對此，胸襟中貯滿了海風的上海人倒是有點固執，並不整個兒幡然悔悟。暫時寧肯這樣，不要匆忙趨附。困惑迷惘一陣子，說不定不久就會站出像模像樣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結構的合理走向，應該是更自由、更強健、更熱烈、更宏偉。它的依憑點是大海、世界、未來。這種人格結構的群體性體現，在中國哪座城市都還沒有出現過。

如果永遠只是一個擁擠的職員市場，永遠只是一個新一代華僑的培養地，那麼，在未來的世界版圖上，這個城市將黯然隱退。歷史，從來不給附庸以地位。
……
如果人們能從地理空間上發現時間意義，那就不難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國，也就失落了一個時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br/><br/><fontcolor=#0556a3>參考文獻：</font>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人小氣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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