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戰略文化_大眾科普網

論戰略文化

論戰略文化" 冷戰結束和兩極格局解體，使國際戰略形勢更加復雜多變。從表象上看，一些大國的戰略不斷花樣翻新，但又似曾相識。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來分析國際戰略形勢的發展，固然更直觀、更能從影響戰爭的諸因素的橫向聯系來說明問題，然而畢竟是從現實看現實，從動機研究動機，往往缺乏歷史縱向性的透視力。從歷史思想文化與戰略的關系這個角度進行一些探索，也許有助於為研究國際戰略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思想文化是戰略的底蘊和根基

世界上每一種文化傳統都包含著關於戰爭的思想；每一種戰略思想又都與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聯系。廣義的文化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在自然環境、社會形態、經濟水平等作用下長期形成的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的總和。思想文化以人對自然、人對人的態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義為主要內容。它的發展雖然總體上與歷史的發展是並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時是可逆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發生畸變或倒退。戰略服從和服務於當時的國家政治，但戰略又深刻地反映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哲學傳統。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環境和歷史發展的差異，決定其社會結構、文化心理結構的區別，從而也影響到戰略文化的不同特點。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戰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傳統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說，戰略的底蘊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戰略思想最終要匯人到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發展歷史中去。從這個意義上講，戰略思想也是一種文化，戰略思想的發展是一種文化現象，不論它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都是如此。思想文化與戰略相結合，我們可以稱之為戰略文化。戰略文化是在一定的歷史和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戰略思想和戰略理論，並以這種思想和理論指導戰略行動和影響社會文化與思潮。它具有觀念形態、歷史繼承性、國體與區域特征等屬性。它是制定現實戰略的潛在意識和歷史文化情結，因為戰略家只能在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和教養中進行認識和實踐創造活動。戰略制定者的個人風格，正是其文化底蘊的外在表現。因此，從戰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關國家的戰爭准備與實施，挖掘其深層次的思想文化與哲學的背景，及其對思想文化的反作用，並且揭示其未來的發展趨勢，這是戰略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戰爭指導上，了解對方的戰略文化與了解其軍事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二)中華文化與戰略傳統

中華文化是世界上延續最久又輻射甚廣的文化。眾所周知，在整個人類的發展史中，中華文明以其源遠流長而著稱於世，至今已經延續了5000多年。在中國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僅孕育出燦爛輝煌的人文思想，而且產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軍事思想。

中國的戰略文化起源很早，從夏商周到春秋戰國時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當時的華夏文明，培育了《孫子兵法》、《吳起兵、法》、《孫膑兵法》、《六韬》等戰略思想和理論，同時在《周易》、《老子》、《尚書》、《論語》、《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大戰略的觀念。它們都成為先秦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戰略文化基於“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的整體和諧。其內容極為豐富，如果用最簡潔的語言來概括，可以說就是：和平、統一、防御；知兵非好戰。表現為文字創造上的“止戈為武”；道德觀念上的“和為貴”、“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愛”、“非攻”、“以戰止戰”；軍事上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全勝不斗，大兵無創”等。中國的軍事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師左次，無咎”，《尚書》中的“罔或無威，守執非敵”，後來發展到《孫子兵法》中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蓋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於天性，非出於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啟戰爭。”中國戰略文化的防御性質是得到世界公認的。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說：“中國的決策人歷來強調防御性的地面戰爭……與歐洲帝國主義行動中所顯示的商業擴張主義的進攻理論截然不同。”托馬斯·克利瑞說：“中國將武力的使用限於防御目的，是受源出於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響。戰爭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須有正當的理由，這通常是指防御戰爭，但不排除懲罰性戰爭，以制止以強凌弱的行為。”中國的萬裡長城從來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國界的象征。儒家主張：“夷狄之人中國者則中國之”。歷代中原政權所實施的軍事戰略，如懾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祿位，通之以貨利，懷之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美國作家蒙特羅說：“征服中國，好像將一把劍投人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後，鋼鐵就會生銹，而且被合並了。這合並的過程非常徹底，幾代之後，就只有哲學家才知道，誰是征服者，誰是被征服者了。”這個比喻富於文化和哲理含義。

中華文明賦予其戰略的靈魂就是求和平、謀統一、重防御。這種戰略文化，在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為中國人民帶來了自身的繁榮和睦鄰友好關系。但是，到了封建社會的後期，腐敗的政治體制和無能的軍事官僚，沒能將防御傳統的積極成分加以發揚，而是承襲傳統戰略文化中的保守性的一面，實行消極防御，封邊禁海，放棄海疆。特別是對待軍事技術的基本態度上，古代中國多突出“道”與“器”之辨，重道輕器，忽視軍事技術的發展與應用。這種弊端在封建社會全盛、外部壓力較少之時尚能被掩蓋，然而當封建社會步入衰世，西方列強不斷入侵之時，其惡果便暴露出來。清王朝後期，對外敵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戰而退、不戰而降，從而給中國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陰影。

中華民族是一個珍視統一的民族。中國戰略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涵就是統一觀念。反對分裂，謀求統一，促進中華民族的大團結與大融合，這是中國幾千年戰爭史的主流。無論一個時期內國家如何分裂、各民族間如何對立，最終的結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產生出新的更大范圍統一的中國。在中國這塊廣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無論他們生活在哪個時代，無論他們屬於哪個民族，也無論他們信仰什麼宗教，甚至無論他們遷徙到什麼地方，都始終保持著對一種統一文化和一個統一國家的高度認同。這種文化就是中華文化，這個國家就是中國。中華文化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文化體系，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習俗都可以在這個博大的文化體系內融匯與發展。在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發生過西方歷史上那樣慘烈的宗教戰爭，這正是中華文化的偉大貢獻之一。

20世紀20年代以後，中國人民開始了偉大的革命戰爭，對歷史留下的戰略文化傳統進行了科學的揚棄，傳統戰略文化的精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被賦予新的意義。中國現代戰略文化劃時代的裡程碑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創立。毛澤東軍事思想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戰略文化，總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經驗，提出了“積極防御”的戰略理論。這個理論一直延續到今天。它強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別國的一寸土地；也不許別國侵占我國的一寸土地。主張和平解決歷史遺留的領土爭端。在軍事與政治外交相結合的斗爭中，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在作戰指導上，實行在戰略的防御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在戰略的持久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這就使得在戰略上屬於防御性質的作戰，避免了消極保守被動的一面，發揮了積極主動的一面，從而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抗日戰爭中，中國始終把日本統治階級與日本人民區別開來。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放棄日本戰爭賠款；教育改造並釋放日本戰犯；撫養日本侵略者丟下的遺孤，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寬大胸懷和以德報怨的文化傳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對待敵軍戰俘實行真正的人道主義政策，得到全世界包括當時敵對國家在內的普遍公認和贊揚。在對印自衛反擊作戰中，中國收復了被印軍非法侵占的中國領土，在完全有能力繼續追擊的情況下，為了表示和平誠意又主動回撤到原先的實際控制線，並且釋放全部戰俘，主動交還繳獲的大批武器、車輛和軍用物資。這在世界戰爭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種寬仁，正是體現了中國戰略文化的特色。

(三)普魯士文化對戰略的兩重性影響

德國近代史留給人類的經驗教訓是多方面的。它既產生了馬克思、恩格斯這樣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產生了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等一些著名的哲學家和諸如海涅、歌德、席勒、貝多芬等偉大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產生了沙恩霍斯特和克勞塞維茨等軍事理論家與軍事改革家，但同時它也產生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一幫戰爭狂人，使德國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之一。德國的近現代史完整地推演了文明和哲理怎樣被異化，怎樣通過蠱惑和煽動而對一個民族的精神進行誤導，怎樣產生當權者的極度偏邪的戰略思維，又怎樣從瘋狂走向自我毀滅，而德國人民則獲得理性的復歸的歷史進程。

威廉一世和俾斯麥在1866年與1871年之間，通過“鐵血政策”結束了幾乎達1000年之久的德國分裂狀態；從建立普魯士帝國到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消亡，德國的歷史進程，除了魏瑪共和國的一段時期外，基本是先後在俾斯麥、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脈相承的戰略思維引導下，沿著侵略擴張的歷史邏輯，從發生發展到走向滅亡。

俾斯麥大戰略思維的特點是實行均勢外交策略，聯奧、拉俄、親英、反法，其目標始終如一，即准備對法決戰，征服法國，謀求德國在歐洲大陸的霸主地位。他成功地運用聯奧制俄，聯俄奧制英，聯英制法。在聯英中，又保持若干摩擦，以不影響聯俄。如果說俾斯麥的擴張主義還沒有脫離冷靜計算的基礎的話，那麼到威廉二世就發展成為冒險的野心勃勃的全球擴張政策。

威廉二世從1888年到1918年，統治德意志長達30年之久，他的戰略思維完整地體現在《德皇雄圖秘著》(即《朕之作戰》)中。威廉二世“征服全歐，統一世界”的戰略構想是：

(一)征服歐洲戰略。德國要“征服歐洲諸國而為全歐之盟主”，其步驟是：首先征服法國。他說：“朕之征服全歐不可不以征服鄰邦之驕兒法蘭西為第一步。蓋與其先征奧匈比等弱國，寧先侵法國”。為此必須離間英法同盟，對英國“餌之以利”，“結有利彼(英)之條約，彼必捨法而就我”，“然後以疾風迅雷之勢申討法蘭西”。第二步打敗英國。認為“德英之戰終無可免”，“先將法蘭西蹂躏，然後渡海西指而征英”，“奪取英國所掌握的海上霸權……務使其降至二等國以下。”第三步並吞奧匈比荷等國。對波蘭先是“以專尚親摯之懷柔政策”，爾後“對波蘭人最後手段惟有殺戮之一途”。第四步征服俄國。

(二)征服世界戰略。威廉二世提出“永遠維持我帝國於不敝，及統一世界”的三套方案。第一方案：“與美國締結攻守同盟”。以德美同盟為基礎，唆使美國與日本開戰，德美聯合擊敗日本海軍。第二方案：如前一方案不能實現，則“籠絡俄國，而促使與日本為復仇之戰”，德國進行海上支援作戰。事成之後德俄瓜分日本。第三方案，如前兩案均不能實現，則“拋棄征服日本之念，速將日美各種問題解決，使美日和好如初，而組織日德美三角同盟”。作為權宜之策，由德美日三國瓜分世界，即“日本得經德美兩國之同意領有亞洲之全部及南洋之一部；德國得日美兩國之同意，領有全歐及非洲全部並澳大利亞洲之一部；美國得日德兩國之同意，領有南北美洲之全部及澳大利亞洲之一部。”對中國的侵略，威廉二世提出“朕已略取膠州灣，為極東計劃之第一步”，“朕以膠州灣為策源地，以窺伺支那北部固屬事實，然朕有奪取台灣以圖支那南部之一念亦事實也。”最後對美作戰，奪取巴拿馬運河，征服智利，實現“占領南美全土之大企圖”。威廉二世的上述野心，可謂空前絕後，連俾斯麥都不敢苟同。1890年3月，威廉二世將俾斯麥革職。他的這套戰略計劃破壞了俾斯麥通過政治外交和有限的軍事擴張所建立的國家戰略基礎。1893年法俄軍事同盟成立(後來加上英國)，使德國腹背受敵，而走向孤立的道路，在戰略上铤而走險，最後必然遭到可恥的失敗。

威廉二世為了實行他的全球擴張戰略，還提出了一套荒謬的理論，諸如：黃禍論、人種優越論、帝權神授論，等等。特別是提出為達目的可以不講信義、不擇手段。他“告誡陸海軍決勿以合乎正義與否為念，決勿以悖於人道與否為慮”，“無論其人為戰斗員或非戰斗員概予殺戮可也，至殺戮之方法，更可從心所欲，恣意而為”，“盡所有之方法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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