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戰略文化_大眾科普網

段將敵人屠戮淨盡，務使其靡有孑遺而後已”。後來希特勒的所作所為正是與威廉二世的主張一脈相承的。

阿道夫·希特勒在戰略思維上繼承了威廉二世的衣缽，他所著《我的奮斗》與威廉二世的《朕之作戰》實如出一轍。它們都是以獸性和妄想代替人性和理智的產物。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宣稱：“上帝並沒有給任何國家以方寸的土地。一切邊界不過是世人的自由更改罷了。一個國家能夠獲得許多土地，不見得永遠能守之不失，這不過表明強者能征服土地，弱者把它失掉了。只有強力，才能獲得權力。”希特勒的戰略構想，一是撕破凡爾賽條約，發展軍備，實行軍國主義；二是吞並奧地利；三是明確主要作戰對象是法國，他強調“認清法國是德國不共戴天之仇”。“應該以一次殘忍的手腕，結束這個法蘭西的多頭蛇；四是以反對猶太人，宣揚雅利安人種優越，煽動種族狂熱，作為凝聚德國人的精神支柱。後來的發展，便是德國與日本、意大利結成戰略同盟——軸心國，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走上了自取滅亡之途。

有人說過，沒有力量的正義是無用的；沒有正義的力量是暴虐的。在一個偉大的事業中，每個參加者都是天使；在一個殘暴的事業中，每個參加者都是野獸。普魯士——德意志號稱“思想家的王國”，其思想文化就像普魯士的黑白旗一樣，有著雙重性質。19世紀初，普魯士遭到外族統治，幾近滅亡，又在反拿破侖戰爭中遭到毀滅性的潰敗，從而掀起了民族解放戰爭，終於在1813年的來比錫大會戰中打敗了拿破侖，爭得了普魯士進而是德意志的新生。與此相應的精神品質是守時、勤勉、忠誠、節儉、清廉等民主性、進步性因素。可以說，19世紀初的德國人還是熱愛和平的，他們把生產變成詩歌，又把詩歌變成音樂。但到了19世紀後期，其占主導地位的思想，被異化為“普魯士精神”，即狂熱地崇尚武力和軍國主義。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說，德國的資產階級是由容克貴族演變來的，而不像法國那樣是通過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形成的。普魯士學派所鼓吹的“普魯士精神”是權力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生活就是戰爭等觀念的混合體。德國的許多哲學家、史學家、軍事理論家，甚至個別音樂家(如查理·施特勞斯和瓦格納)都曾為侵略擴張的戰略文化出力。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發表後所建立的普德軍事學派，也有兩重性，前期曾為德國的民族解放和統一服務，後期便匯人到“普魯士精神”中去了。德國最著名的哲學家黑格爾，青年時期曾是法國大革命贊頌者。到了晚年，他卻站在沒落的封建專制主義的立場上，把普魯士家長制國家當作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宣稱，德意志人是世界精神的絕對權力的繼承者，有權統治其他民族，今日的世界就是日耳曼人的世界，企圖在向外擴張中實現他的絕對真理。可以說，黑格爾的上述思想是普魯士——德意志軍國主義理論的源頭。普魯士學派的精神祖師是政客兼教授達爾曼(1785—1860)，他極力主張學術必須為普魯士的政治服務，他說：“我總認為，我們德意志人最需要的是武力，不是自由。”他的後繼者、普魯士侵略擴張時代戰略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帝國議會議員、國家史官、大學教授特賴奇克(1834--1896)，此人在19世紀50年代以前還持資產階級自由派立場，60年代後轉為支持俾斯麥的強權政治，成為俾斯麥在歷史文化領域的代表。他露骨地鼓吹“鐵血道路”和軍國主義，他說：“我們的時代是戰爭的時代，是鐵和血的時代……如果強者壓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種無可非議的生存競爭的規律。”普魯士擴張主義文化在當權者中的知音首先是俾斯麥，其次才是毛奇。1871年普魯士在普法戰爭中大獲全勝，實現了德意志民族統一，接著德國便由自由資本主義轉向帝國主義時代。德意志所要的是軍隊的國家而不是國家的軍隊。這就注定把歐洲變成一個大戰場。馬克斯·韋伯評論說，“俾斯麥留下的政治遺產，是一個沒有受到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習慣於讓自己頭上的大政治家來替他處理方針政策問題”。從俾斯麥被免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是“威廉時代”，這一時期德意志論和地緣政治論的主要代表是尼采和豪斯霍菲爾。尼采鼓吹戰爭，並預言雅利安人種是統治歐洲的新種族，宣揚極端的種族主義。豪斯霍菲爾提出，日耳曼民族“有權不顧其他領土所有者的權利”，“謀求足夠的生存空間”。這些觀點後來被希特勒搬進《我的奮斗》一書，成為法西斯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理論根據之一。希特勒上台前，魏瑪共和國的教育中，就充斥復仇主義、沙文主義、軍國主義和宗教神學的說教。希特勒上台後，更是通過焚燒進步書籍，控制輿論與文化教育，把人民思想納入法西斯軌道。德國近代的一些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固然有一定的學術貢獻，但也有不少是混淆了愛國與侵略的界限，違背了學術道德，濫用學術，為侵略政策制造理論依據，成為法西斯戰略文化的制造者，對青年一代進行思想誤導。對此，他們是不能辭其咎的。克塞林說：在某種情況下，戰敗較戰勝反而能形成更偉大的經驗。1993年，在希特勒篡奪政權60周年之際，德國人在勃蘭登堡門前用燭光組成“決不允許法西斯主義卷土重來”的字樣，就是證明。德國法西斯幾乎葬送了德國的文明，法西斯的戰敗才使德國人民覺醒，挽救了德意志的文明，德國哲學傳統中理性的一面則有助於它對法西斯戰爭進行深刻的反思和誠懇的認罪，從而得到了寬容，也保持了尊嚴。

(四)日本軍國主義武士道文化與擴張戰略

日本民族有其優秀的文化傳統，熱愛自然、虔誠、勤勞、單純、順從、忠實、不信來世，但他們缺乏理論思維，從屬性強，派閥影響重，島國根性，易走極端，對本民族以外缺乏同情心。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初的國家政策，是謀求國家的統一和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不久便發生了畸變，走上了瘋狂侵略擴張的道路。1874年入侵中國台灣，1875年侵略朝鮮，1879年吞並琉球。19世紀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大陸政策”。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貴族領導的目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統治集團的擴張政策通過御用文化變為社會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學文化傳統，只有比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明治維新進行了資本主義改革，然而卻是在“王政復古”、“尊王討幕”的口號下進行的，確立並強化了日本近代專制主義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的國教地位。天皇是日本現代國家神道的核心。“國家神道”把崇拜天皇與奉行軍國主義結合成一體，這是近代天皇制國家權力的宗教文化基礎。它極力鼓吹“皇國精神”和“皇國之道”，說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後裔，應當統治世界，並使這種充滿宗教迷信的理論，成為支配日本民眾的思想武器，並為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對外侵略政策所利用。日本明治時期戰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澤谕吉。他和普魯士的特賴奇克有異曲同工之處，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日本近代文化的締造者的福澤谕吉，晚年卻成了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者，主張侵略朝鮮，進攻中國。他說，“自己去壓迫他人，可以說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要“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國四百余州”。當時日本的有識之士就指出福澤谕吉的主張是“企圖變日本為強盜國”，“必將為將來遺留不可挽回的災禍”。後來的發展果真如此。體現福澤谕吉後期政治、哲學的便是武士道精神。它深印在許多日本人的頭腦之中，達到其權力和影響所及的社會各個層面。武士道起源於日本鐮倉幕府，後經江戶時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武士道還是倡導忠誠、信義、尚武和名譽的。但作為封建幕府時代政治的產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東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滿足武士道的那些東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中國的儒學傳人日本後，儒學中固有的民本等進步因素發生了畸變，代之以對“萬世一系”天皇的絕對無條件的忠誠。森島通夫說，“如果說中國的儒教是以‘仁’為中心的儒教，那麼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為中心的儒教”。“仁”是有道德標准的，而“忠”是設有道德標准的。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論好人壞人死後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礎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導致極端的兩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殺；注重禮儀而又野蠻殘暴；追求科學而又堅持迷信；欺壓弱者而又順從強者等等。家永三郎評論武士道精神時說，“他們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滿不在乎地殘害生靈，具有強烈的非人性的一面。”歐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後，中世紀留下騎士階層便投入到教會門下，從此銷聲匿跡。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作為封建制度的寵兒的武士道，在日本法西斯軍隊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成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忠實工具。武士文化是一種虛榮的、暴虐的幼稚文化。武士道本來就是武士爭雄天下，崇尚殺戮的非人道倫理觀，把軍刀當作勇敢與地位的象征。特別是“武士道就是對死的覺悟”，這種思維方式與狹隘民族主義和擴張政策相結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發揮到極端，變為虐殺狂和自虐狂。虐殺狂的表現就是對別國人民的侵略與屠殺；自虐狂則表現為失敗時剖腹自殺並逼迫傷兵和民眾自盡。而這正適應了日本統治集團實行軍國主義政策的需要。日本侵略軍在中國使用最原始、最野蠻、最殘暴的方式虐殺中國人包括老弱婦孺達2000萬人之多，另有1500萬人受傷，尤其是對中國婦女和兒童的殘殺更是令人發指。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侵略軍在這種虐殺中體味到“人生的快感”。所有讀過日本侵華暴行錄的人，都不免要發問：他們為什麼如此殘忍、如此滅絕人性?根本的答案只能從國家政策和戰略文化中去找。

日本這種瘋狂的侵略擴張和殘暴的戰略文化並沒有外部逼迫的條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識的怪胎。從舊武士階級分化出來的資產階級化的“士族”，成為日本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上層領域的主導力量，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戰犯，大都出自這一階層。他們是實行軍國主義的主要社會力量。日本學者指出，“像這樣沒有間斷地從戰爭走向戰爭的國家，近代世界歷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國。””美國學者也指出，“日本從來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義。作為一個國家，它從來言行不一。”用這兩段話概括日本的近現代史並不為過。日本的大陸政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6世紀後半期豐臣秀吉統治日本的時期。這時，豐臣秀吉處心積"

吳石(1894～1950年)原名萃文，字虞薰，號湛然，閩侯縣螺洲鎮(今福州郊區螺洲鎮吳厝村)人。（中國共產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最高情報官，可查閱吳石案考證，“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毛主席曾有詩所贈。1973年，大陸官方追認吳石將軍為烈士）
1911年，吳石與少年好友吳仲禧一道參加福建北伐學生軍，參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預備軍官學校和保定軍官學校前後受業4年，與白崇禧為同期同學，後至日本深造，學習軍事。學成回國任國民黨陸軍大學教官，其政治背景屬於國民黨“桂系”。1940年初，吳石重見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吳仲禧，當時吳仲禧在韶關任國民黨第四戰區長官部軍務處處長和韶關警備司令。吳仲禧已於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戰的幾年裡，吳石經常流露出一種憤懑、失望的情緒。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戰爭中扎扎實實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軍事上能學有所用、用有所成；另一方面，他又逐漸看透了國民黨內部的腐敗，官場的勾心斗角，意識到自己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改變這個局面。吳仲禧回憶說：“吳石對共產黨人是有好感的。他讀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軍事著作，在武漢珞珈山聽過周恩來的演講，還同葉劍英等人有過交往。”
1948年6月，淮海戰役前夕，吳仲禧改任國防部中將部員，被派往“徐州剿匪總指揮部”服務。吳仲禧到南京後見到吳石，吳石親筆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學生、“徐州剿總”參謀長李樹正，說吳仲禧是他多年的摯友，請李多加關照，給予方便。李見了吳石的信，對吳仲禧格外客氣，親自帶他到總部的機要室看作戰地圖。吳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記錄下來。為把情報盡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醫，趕到上海把上述情報向上海地下黨組織負責人潘漢年作了報告。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揮師逼近南京。稍前，國民黨國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軍事機要檔案資料，國防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主張直運台灣，而吳石則以福州“進則返京容易，退則轉台便捷”為理由，建議暫移福州。國民黨當局采納了他的意見。吳石之所以要將這批機要檔案轉移到福州，原來他得悉將出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時機成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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