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玫瑰家具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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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小孩高維安

那似乎是一個秋天，梧桐樹的樹葉一半已掉了，另一半也已泛黃孤零零地在枝頭隨風而飄的時候，雲很淡，風很輕。每到這樣的季節，浪漫的人總會遇到一些美麗的事情。可有時，不浪漫的人也會。
“我是一個寂寞的小孩，漫步於城市灰色的高架下。”
我在我的筆記本上記下這句話。那時侯我是一個剛剛開始新學期的高二生。我討厭寂寞，但我確實很寂寞，雖然我有很多朋友。大概就像誰告訴我的一樣，沒有情人的孩子總是寂寞的。
是楚一說的。我們就是在那個季節認識的。

那天，就像很多次一樣，我站在常去的那座教堂門前發呆。正因為我的寂寞，我有這樣的習慣，也許算是一種傾訴。
“你信上帝？”他說。我這才發覺原來身後站了個人。
“你問我嗎？”我看他，他點了點頭。“不，我不是教徒，”我說，“但，我希望上帝存在，我會是他的朋友。”做上帝的朋友，這些是從陳丹燕的書裡看來的。有一段時候，我很迷戀她的書，更確切地講，是她寫的歐洲。在我的骨子裡，我瘋狂而又固執地熱愛歐洲，熱愛與我們的家園緊相連的那一半大陸上的一切。
他笑了。
我轉身走了，而他仍站在那裡。白色的教堂在他身後挺直了身。
第二天我又去了那兒。下課的路上，我背著我那只沉沉的書包，呆呆地立在那座白房子前。我對我的上帝朋友說我的快樂與不快樂。我不知道他是否願意聽我講，但我還是要告訴他。也許除了上帝，沒有人會這樣安靜地聆聽我的話。
“你對你的上帝朋友說了些什麼？”又是他。
我沒有回答他，因為我知道他不願意聽；而我也不願意把我的世界向一個陌生人敞開。他也沒有再說什麼，我又一次轉身走了。
風大了，一枚枚黃葉飄落而下。秋真的已很深了。
我突然回頭，剛剛站立過的教堂門前，冷冷清清的，一個人也沒有。滿地都是金色的梧桐樹葉。
我的心頭剎那間掠過一絲失望。
他是誰？那個跟我說話的人。

很多天，我都沒往那裡走。我隱隱約約有點怕，怕再見到他；可我卻又常常想起他。他的聲音很好聽。我告訴自己，我有很多事要做，我有我的學業，一年多後我要考大學的。
可也許寂寞的人，總會把在身邊出現過的人記得很牢，忘也忘不掉。在我內心深處的某個位置，他總是存在著。不過，我確信我不會再遇見他了。後來我又去教堂時，再也沒有人站在我身後，跟我講話了。

當梧桐樹的葉子差不多都已掉了的時候，秋天的腳步差不多也已漸漸走遠了。在這樣的季節交替的時節，討厭的流感病毒開始侵蝕我的鼻子、喉嚨、氣管，甚至胃也隱隱作痛起來。幾個禮拜也許更長的時間裡，呼吸變得如此艱難，而感冒藥總是起不到任何作用。或許，就像很多事情一樣，這是一個過程，有開始，有發展，然後才會結束。

周末的晚上，我沿著高架散步。教堂裡正在做彌撒。在門口駐足的時候，仿佛能聽得到唱詩班在唱聖歌。那是種奇妙的音樂，我想起在維也納有許多唱聖歌的小男孩，用他們那種無瑕的童聲唱出贊美上帝的詞句。好像在舒伯特小的時候，也做過這樣的歌童。
我走上天橋，倚著欄桿看橋下來來往往的車。晚上，車開著燈，排著隊，長長的，很美。
“這兒風大。站久了當心感冒。”有人對我說話。
我依舊望著橋下的車流。“沒關系，我正感冒著，反正好不了了。”
“是嗎？”他也像我一樣倚在欄桿上。
那個聲音多麼熟悉，就是在我心裡藏了很久的。我轉過頭，看他，這時，我們靠得很近。我第一次認真地看他。他是個長的很討人——不，是討我——喜歡的男孩，但我卻不知如何仔細地描述他。
“你是誰？”我小心翼翼地問。
“楚一。”
“楚一？”我說，“楚楚可憐的楚，一無所有的一？”
“楚國的楚，一帆風順的一。但願你能這麼說。”
我的嘴角漏出一點點笑意。“沒有了？”
“恩？”
“你的自我介紹，就這些？”
“還有，”他笑了，“我在那兒念書。”他的手指向一邊的那所都是紅房子的醫學院。他繼續說，“我剛考進這學校，一年級。這些你滿意了嗎？”
“不，”我覺得他挺可愛的，“你能告訴我你是學什麼的？”
“你說呢？”他停了一停，“我是說你希望我是學什麼的？”
我對這所醫學院蠻熟的，因為一年多以後，我希望自己也是那兒的學生。我知道我希望我會學什麼。
“知道嗎？我的目標是那裡的七年制法語班。”我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卻把我的夢想告訴了他。
“是嗎？為什麼？”他的臉上浮出一絲奇怪的笑。
是啊，為什麼？我也問過我自己。我知道我是害怕醫院裡的種種的，但是我喜歡歐洲，我喜歡法國，我知道在念完了這裡的七年制法語班後，就有到法國實習的機會。就這些，我想。
“能告訴我嗎？”他又問。
“恩，我想這學校離我家比較近吧。”我說。
“真的嗎？”他的臉上又有了那種奇怪的笑。
“怎麼樣，難道這就不像是一條理由嗎？”我問他。
他搖了搖頭，說：“讓我來告訴你好嗎？因為在這裡做醫生和做夢的機會同時存在。你可以做你的歐洲夢，夢想操著一口純正的法語在法國某個小城潔白的醫院裡給一個滿面通紅的法國小伙子治感冒。夢想那裡的教堂，那裡的田野，最最正宗的法國梧桐。”
我大笑起來，“你怎麼知道？”我的歐洲情節在這之前一直只屬於我一個人，而他又怎麼會如此清楚我的歐洲夢？奇怪。
“我不知道。”他說，“但這是我考這所學校，選這個專業的全部理由。”
“你是說你念的是法七？哈，太有意思了。”我轉過身來，對著他，對著他身後那群紅房子。“你也喜歡歐洲？”我問他。
“是啊，有著各種各樣屋頂的教堂、城堡、郁金香、圓舞曲、風笛、塞納河、河邊的咖啡館……”
“滿臉通紅的法國姑娘。”我搶白了他的話，並朝著他笑。
他什麼也沒說，他也沒笑。風吹亂了他的頭發，也吹亂我的。突然，我不敢再看他了。
“我要走了。”我說。
“去哪裡？”
“回家。你呢？”
“回家。”
我笑了笑，說：“bonnenuit.”
“那好吧。bonnenuit.”
我走下天橋，朝著霓虹燈閃爍的方向走去。

放學後我還是沿著高架走回家，雖然我也曾想過躲避。可能我真的蠻想見楚一的。因為我覺得我和楚一，我們很像，就像我們都愛歐洲。最初喜歡歐洲是從國外寄來的明信片上，就像楚一說的，有著各種各樣屋頂的教堂；在德國它們是尖尖的，在奧地利卻是像洋蔥一般圓圓的。我更喜歡法國，從幼兒園就開始迷戀窗外的那些法國梧桐，不，是更早的時候，在我還是個小小孩的時候，復興公園就是我最愛去的地方了。常常覺得自己有一種歐洲情節，所以在進了一所曾經是法國教會學校的中學後，我不假思索地選修了法語。我一直漫不經心地在學，我想象自己能操著一口動人的法語漫步在香榭麗捨——不過我想不是現在；那或許是很久以後的事——而現在我把聽上了年紀的法語老師上課當成是一種享受。講完了枯燥乏味的語法之後，他會像個老紳士般教我們如何做一個淑女；或者耐心地一遍又一遍講述正宗的法國大餐。老師年輕時是法租界教會學校的學生，抗戰時他是個愛國青年、地下黨員，而在他老了的時候又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名法語教師。有時候，我很羨慕這樣的老人，畢竟這樣豐富精彩的人生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
在我對楚一講這些的時候，他低著頭安靜地聽著。那時侯我們坐在復興公園那些高高大大的梧桐樹下。楚一說，現在這公園是我們城市裡僅有的一座法式公園了，過去是租界裡的法國人常來的地方。我搖搖頭說這我不知道。不過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這裡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噢，老早以前我還在那兒釣魚呢。我把手指向一邊的池塘。他笑了。楚一說他的童年是在很遠的北方度過的，那裡很冷很冷，冬天雪下得很大很大，於是整個城市都變成一片白色。河水變成了巨大的冰塊，帶著彩色帽子的小孩子在河上滑冰；工人們撈起整塊整塊的冰，藝術家把它們做成好看的冰雕。那座城市帶著很濃的俄羅斯風味，可那兒的人很少理會這些；他們在滿是俄式建築的大街上走，卻沒人對這些建築感興趣。我說你說錯了，因為你就喜歡它們啊。他還是笑。其實楚一就是從這些俄式房子開始喜歡歐洲的。

我也喜歡過去法租界的老房子。矮矮的洋房，窗外是綠樹掩映。

大半個世紀以前，那個戰亂的年代。就在這法租界裡，年輕漂亮的法國軍官愛上了一個賣花的中國女孩。軍官長著褐色的頭發，高盧人特有的窄臉龐和高鼻梁，還有一雙深邃的灰眼睛。他每天都會去女孩那兒買花，總是挑一支最美最美的紅玫瑰。於是女孩也漸漸喜歡上漂亮的軍官；可她總以為他不會愛她，她只不過是個普通的賣花女孩。他每天來買花，那一定是送給他可愛的心上人的。女孩有點傷心，但還是盼著他每天都會來，從自己手中接過一朵沾著露水的紅玫瑰，然後看著他微笑著離開——這，也是件幸福的事情。於是她數著，整整99天，他買了99朵美麗的玫瑰。
“他們相愛，可誰也沒有表白。”我說。
我看著楚一。他說：“後來呢？”
我搖頭。我告訴他我還沒想好。
我很忙，馬上要考試了。真快，滿街的梧桐樹枝已是光禿禿的了。楚一也很忙，忙著他的那些細胞、骨頭和組織，我仍舊沒有搞清楚那些麻煩的動詞變位，我也始終搞不清為什麼法國人要用4個20加上4來表示84，大概這就是高盧人的浪漫吧。
我坐在教堂的最後一排等待一場彌撒。我的面前沒有陳丹燕說的那種白蠟燭。神父遲遲沒有出現。我閉上眼，兩手相握，十指交叉。我想祈禱，可我的思緒一片空白。“我是一個寂寞的小孩。”我又重復了這句話。不知為什麼，在認識了楚一後我差不多已把這句話忘了，我忘了我的寂寞，是不是因為楚一？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和楚一是什麼關系。陌生人？朋友？還是……情人？楚一仍像剛開始時那樣時時出現在我回家的路上；總是不經意地守在那兒。我們有時會去復興公園的那棵梧桐樹下坐一會；有時會在人行天橋上吹吹風；或者，僅僅用一句bonjour來問候對方一聲，然後再繼續匆匆趕路。有些時候我真覺得我們之間有種很難得的默契。

天很冷了。我的兩只手因為沒有戴手套而凍得通紅。高架下的風直直地串進我的領子裡。真的好冷。走過那座教堂，白白的房子在風中顯得孤零零的。生物課上我們做了實驗——解剖一只兔子——可憐的兔子，被注射了麻醉劑，躺在冰涼的盤子裡——刀在它的肚子上劃一道線，然後血流出來，點點的殷紅的血沾在雪白的毛上。空氣中彌漫著福爾馬林的味道——我對楚一說這些，我的聲音在冷冷的風中有點干澀地說出這些。楚一楞楞地看著我，“你很怕嗎？……你不該怕的。”我有點莫名其妙，然後大笑起來，他也笑了。冬天無人的街道上，我和楚一並肩走著。寒冷使我們的身子靠得緊緊的。

1939年，二戰在歐洲打響了。後來，法國被德軍占領了。再後來，戴高樂在倫敦領導了自由法國運動。而在遙遠的東方，一個法國軍官從一個賣花女孩子手中接過第九十九朵紅玫瑰的時候，他向她求婚了。女孩受寵若驚，含著笑答應了他。於是，紛飛的戰火中，他們手挽手走進了徐家匯的聖母堂。軍官對女孩說：在我第一次看見你的那一刻我就愛上了你。女孩甜甜地笑了。

有時候事情就是這樣不可思議。不經意間的一笑一颦就會成為兩個人相伴終身的理由。楚一說他第一次看見我，那個在教堂門前對上帝說話的我時，心中就有了種很莫名的感覺。那一刻，他用一種我從未見過的眼神來望著我，然後用他溫暖的手焐我冰涼的手。在寒風中，我的眼睛濕了。我不知道想做什麼。
也許，我不再是個寂寞的小孩。

我拒絕了楚一，拒絕了他的一切。大概是我的不浪漫，我永遠也學不會浪漫。
放寒假的時候，楚一去了北方，那個曾經有他童年的城市。他寫來信說那裡在下雪，下得很大很大；雪中，俄羅斯的房子在哭泣。而我整天呆在家裡，我不敢再出去。我怕在這座城市再遇到什麼人什麼事。
我攤開我的筆記本，我看到這句話：
“我是一個寂寞的小孩，漫步於城市灰色的高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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