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跡餐廳2怎麼造廁所門

的“至理名言”。在大陸領教過一次理直氣壯的宰老外經歷。那是在西部乘長途汽車，上車後司機對我們說：“嘿，老外每人付30塊錢。”我問：“為什麼我們要比中國人貴三倍。”司機瞪起眼睛喊道：“你們從西方來，而這些當地人做夢也不敢夢出國，他們連寧夏都沒出過。你們洋人比中國人有錢，所以賣你們肯定要比當地人貴。中國政府倡導扶貧，這叫希望工程，你們老外既然來到我們家鄉，就得有所貢獻。”在司機慷慨激昂的演說下，四位老外只得順服地掏腰包。在大陸，老外每次去自由市場購物都得唇槍舌劍地殺價，真的感覺好煩、好辛苦。反觀台灣老外購物就輕松多了，市場上一律明碼實價、童叟無欺，體現了成熟商業社會的景象。這可能因台灣民眾將老外看得較平淡沒有這個老外來自富裕的西方，腰包肯定比我們鼓的概念。更因為小康起來的台灣人，已不在乎“敲搾”老外這點油水了，這也應驗了中國古語“衣食足而知榮辱”。

中國人傳統助人為樂的友善，兩岸人都表現出同樣的風范。一次在去新疆的火車上我感冒了，旁邊一對素不相識的中國夫婦見我一個勁地咳嗽，忙從行李裡翻出來中藥給我吃。感動之余也令我分外吃驚，在英國若遇同樣的情況，恐怕不會有路人無微不至地如家人一般問寒問暖，在英國人看來那是你自己的私事。不久我在哈密火車站換車時，一位中年人過來與我聊天，搭讪了幾句話後，他說：“你在這等一下，我五分鐘就回來。”不一會兒，那人提著一大塑料袋的水果飲料返回來，堅持塞到我手裡。我驚惶失措地推辭著，他卻解釋說：“那個小鋪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我說這有個外國人正在等車，老板就讓我拿了這些東西送給你路上吃。”這令我體驗到當地百姓歡迎外人來自己家鄉游覽的好客情懷。

在台灣也遇到過同樣的感人經驗。與朋友去台南旅行，我們本找了間小旅店投宿，但身旁朋友的朋友的大姨聞訊趕來看望我們後，這位非親非故的大姨，便死活拖著我倆上她家落腳。在她家白吃白住了三天，每天大姨都做為導游領我們外出游玩，請我們上酒樓吃飯她也總爭來爭去地買單，典型的中國傳統古道熱腸。我向她道謝時，她總擺擺手說：“謝什麼呀。你們是遠道來的客人嘛。”臨別的早上，她還買了許多水果點心讓我們帶上。一介素昧平生者對我如此關心照顧，這在其他國家從未體驗過，中國人的親情了不起。九二一地震發生時，我摟著當時的台灣女友躲到桌子底下。事後她竟然問我：“你為什麼不自己跑掉，反而拉著我一起躲在房間裡。”我感動得差點落淚。

5.外國人就是這樣

台北街頭午夜時分，一個西方男人酒後撒野，滿街大喊大叫、亂闖亂撞聲稱自己丟了一只鞋。兩位夜巡警察趕到後攜此老外回了警察局。一只鞋事件，次日清晨即成為報紙的花邊新聞。台灣人對此議論紛紛：“老外就是這樣，一喝醉酒就滿街惹事生非、丟人現眼。”一竿子打落一船人，將所有的老外都一齊罵了。台灣人與大陸人習慣一樣，喜歡順嘴就來“外國人怎樣......”，或者“外國人就是這樣的......”。將所有高鼻子的白種人定了性劃成一類。在英國通常我們不會說外國人是怎麼怎麼樣的，而會說外國人好像沒有英國人的這一習慣。這種說法的特點在於強調英國人特殊的地方，從而避免唐突地一概而論英國人以外的“外國人”。舉個例子，我們常說英國人是歐美人中最喜歡喝茶的民族，其他歐美人則比較傾向於喝咖啡。有次我告訴台灣朋友將要外出旅游。他們馬上集體感歎說：“就是，外國人都喜歡度假旅游，一到周末全都離家。”再次將我的個人行為概括為所有外國人的習慣。我當即逗趣地回應他們：“鬧了半天，除了中國人之外的全世界‘外國人’，周末都不得在家裡呆著。這是不是中國人給非中國人定下的規矩。”對於中國人動不動就下結論“西方人如何......，白人如何......，”有時我也故意追問：“你的意思是說，除了十幾億中國人以外，地球上其他所有不同民族都只是一介‘外國人’”。為此我常糾正中國人說：“實際上西方世界裡，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的民族性都大為迥異。比如，英國人就堅決反對將他們與德國人、荷蘭人相提並論。就如中國人不同意將自己與日本人、韓國人等同起來，是一個道理。”

我感興趣地與台灣人探討中國人這一概念。他們回答，這是因為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根深蒂固的地域觀念，古代中國概稱四鄰為夷狄番邦。十多年前的台灣，你是哪裡人非敏感，外省人(指隨國民黨政府遷移到台灣的大陸人)、本省人(指台灣本土居民)是不同的

兩個陣營。以當今來說，陳水扁的支持者大都是台灣本省人，親民黨、國民黨的擁戴者大都是外省人。另外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兩岸的中國人還喜歡對我的血統刨根問底：“你是純正的英國人嗎？你有沒有其他血統？”或者“你是日耳曼民族嗎？”這個問題令老外不知所措。特別是問一個人是不是日耳曼人，讓歐洲人懷疑為納粹種族論、血統論狂。每當我據實招來說“我們都是雜種人”時，便惹得中國人哈哈大笑。在西方種族問題是個敏感話題。當年菲利普親王隨女王訪問中國時，對一個英國留學生開玩笑說：“你在中國學習漢語呆的時間長了，你的眼睛將會變成中國人一樣的瞇縫眼。”第二天英國媒體便強烈抨擊女王夫婿言談失當。

6.“個體”等於“集體”的候群心態

中國人的集體候群意識尤其強烈。琚美鳳情色光碟風波後，有台灣人投書媒體怒火中燒地斥責其“將全台灣人的臉都丟盡了。”對於琚女到東南亞開演唱會，有市民致政府公開信提議：“應以妨害風化的理由拒絕她出國。以免這個不知羞恥的民族敗類，到國際上去宣揚台灣的丑史，令台灣在全世界丟人現眼。”這種論調令西方人很驚異不解。一個女孩子的私人風流韻事，何以使全體台灣人的臉都為此丟盡了？她的個人行為怎就誇大成整個台灣的丑史？無獨有偶，華人居多數的新加坡，也曾有位女子行為藝術家公開與一萬名男子造愛，她稱其為一場“身體科學試驗”。為此，新加坡人也高調責罵她是“國恥”。這顯示出華人強調集體而蔑視個體的思維邏輯，“個體”等同於“集體”這樣邏輯混淆，也體現了缺乏民族自信的自卑心態。西方是以個人為原則的社會，一個人的行為只為他自己負責，中文裡不是也有“一人做事，一人當”的俗語嗎。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好萊塢影星簡方達，跑到當時與美國酣戰的北越訪問，激情澎湃地站在坦克車上發表反戰演講。美國人的評論是“個人浪漫主義行為。”克林頓的性丑聞要比琚女轟轟烈烈得多，但美國人只是譴責元首的個人“下半身”操守欠佳，是其政治生涯的污點。絕不會有美國人認同克林頓的丑聞就是美國的“國恥”，或由此“將美國人的臉都丟盡了”。若外人將克氏的丑聞概括為全體美國的丑聞，相信美國人一定會跟你急，他們本來正急扯白臉地將克氏個人的失當，與國家和人民劃清界限。

集體意識高於個體的思維之下，使得台灣人的個人隱私就得不到保障。台北電視新聞有則消息，一個六歲男孩的父親被黑社會殺害。案發後的次日清早，大群報刊、電視台的記者蜂擁到男孩家裡，畫面上十多位手持麥克的記者你爭我奪地搶著問：“你的爸爸被殺，你有什麼感覺？”六歲童捂著臉哭天摸淚道：“我要爸爸。”這樣的采訪方式在英國是嚴禁的，因為這等於再次傷害了受難者的身心。通常英國媒體記者會站在案發現場進行直播，絕不會闖進受害者家裡，更不會殘忍地質問幼兒失去父親的心情。台灣電視上也常看到車禍後、地震後醫院病房裡受難者的慘痛畫面。這在英國也是不可能的，任何媒體都禁止騷擾受難者的醫療，拒絕拍攝受難者也是基於保護個人隱私權。

7.中國良家婦女，豈能嫁洋老公

在大陸，若一個老外男人與一個中國女孩一起逛街，許多百姓會認為她找了個外國男友或丈夫。但到了台北，我的一位英國朋友與其華人太太晚上打計程車，司機對華人太太劈頭就說：“看，這些老外晚上就是喜歡帶中國女孩一起外出消遣。”太太忙解釋：“這是我先生，我們是夫妻。”那司機居然不相信地說：“小姐，你開什麼國際玩笑。這老外肯定是你們公司的客戶。”於是這位太太決定每次乘計程車時故意試探一下，就此觀察台灣百姓如何看待一介中國女孩與老外相處。結果每每都發現，計程車司機不是認為她是身旁老外的秘書，就是當這老外是她公司的客戶。不只一位司機歎其辛苦：“這麼晚老板還迫你加班，陪西洋客戶吃晚飯搞公關。”再有些想象力的人就說：“老外是小姐在國外留學時認識的房東或朋友吧。”慶幸的是，從沒遇到一位將她看成風塵女子。

一晚她與西洋老公踏進台北酒吧，那條酒吧街50、60、70年代曾十分紅火，駐扎台北的美軍夜晚常來此消遣。酒吧女主人陪客尤其殷勤，她會端著杯啤酒坐在客人中間搭讪。照理說，這般生意場上的交際花應經驗老道、眼光毒辣，對上門客人的身份，她掃一眼心中便有數了。大陸朋友呼她們“阿慶嫂”，“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當這對中外夫婦與一位華人男士落座後，“阿慶嫂”過來與他們攀談了二十多分鐘。華人太太才明白，老板娘誤以為她與華人男士是一對夫妻，老外則是他們夫婦的朋友或業務伙伴。於是華人太太好奇地咨詢：“為何你會看走了眼呢？”“阿慶嫂”答：“說不清為什麼。一般說來，還是猜測中國女人的丈夫是位中國男士比較保險吧。若我一開口就認定你是洋人的太太，萬一亂點了鴛鴦譜，豈不開罪客人了嗎？”

臨離開台北前一天，這位太太參觀龍山寺時，廟門外一位四代真傳的坐堂高人為善男信女批八字。她決意測測面相師的火眼金睛是否能道破她與洋丈夫的夫妻相，於是她攜洋夫趨前要求給自己的婚姻算一卦。相面師傅煞有介事地對其婚姻古往今來念念有詞一番後，居然一口咬定身旁的洋人是她公司的生意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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