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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為副貳。全國共有110名監察御史，秩正七品，分掌十三道。（每一道相當一省）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提高了都察院的級別，將左右都御史封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封為正五品。第二年，他又進一步將都察院改為正二品衙門，與六部尚書衙門品秩相齊，左右都御史與六部尚書合稱“七卿”。朱元璋將都察院都御史職責明確為：“專糾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作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葺、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饬。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賢否黜陟。大獄重囚，無鞠於外朝，偕刑部考察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內地，拊循外地，各專其敕行事。”（《明史．明官志二》）由此可見，明朝所設都察院是將紀檢、組織、公安、司法職能集於一身。

洪武年間，文武百官上朝時有“兩怕”：一怕朱元璋的玉帶；二怕御史官的绯衣。朱元璋上朝時若將玉帶高掛在胸前，上朝的百官便一塊石頭落了地，皇上今天情緒不錯，沒有什麼大礙。若是朱元璋將玉帶揿在肚皮下面，文武百官則個個噤若寒蟬，膽戰心驚，因為這是朱元璋要下決心大開殺戒的預兆，當天准有大批官員掉腦袋。而監察都御史上朝時要是穿上绯衣，便意味著在皇上面前要彈劾官員，指不定輪上誰倒霉。所以，文武百官上朝時格外留神“玉帶”和“绯衣”這兩件東西，只要有其中一件出現，上朝的官吏無不戰戰兢兢，心驚肉跳。

另外，朱元璋還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名為巡按御史。這些官吏是代天子巡狩，凡吏政、刑名、錢谷、治安、檔案、學校、農桑、水利、風俗、民隱都是其職責考察范圍。《明史．職官志》稱：“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弘治以後，巡按御史的權力更大了，侵奪了許多監察之外的權力，如行政方面“凡有大興革及諸政務、會都、按議、經畫定而請於撫、按若總督”；在軍事方面“地方戰守事宜，巡按得參與謀政”；在治安方面“地方若出現賊盜，巡按要下令征剿”。

除此之外，朱元璋還創立了六科給事中的組織機構。六科給事中的設立，是為了監察中央吏、戶、禮、兵、工、刑六部的活動。對應中央六部，朱元璋設立了六科，各科設都給事中一人，左右都給事中各一人為副貳。都給事中秩正七品，左右都給事中秩從七品。按規定，凡以皇上名義發出的刺敕，給事中要對之進行復核，若有不妥之處，可以封還奏報。全國各地上報給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據分工按類抄報各部，並提出駁正意見。六科之官雖然為七品，但權力極大。他們侍從皇上，每日都有一人值班，站在殿中“珥筆記旨”。皇上交派各衙門口辦理的事件，由他們每五天檢查督辦一次，倘若有拖延不辦，或是動作遲緩者，由他們向皇上報告；若各衙門口完成了皇上旨意，便由六科核銷。每逢京官考察自陳政績時，這些給事中還要會同六部進行審核。在考核中，有的官員政績突出而被皇上召見時，一般要由吏部尚書及相關科的都給事共同相陪面見皇上。

朱元璋建立六科給事中，可謂一箭雙雕，既箝制了六部，亦限制了都察院。其用意在於加強皇權，使最高統治者便於從中操縱。同時，給事中與御史之間也有一個相互糾舉彈劾的制衡。別瞧朱元璋是個大老粗，可心計一點兒不比讀書人差。

朱元璋搞改革也懂得要“三落實”。因此，在制度落實，組織落實之後，他就琢磨著人員落實。對於選拔御史和給事中，朱元璋是慎之又慎。他曾說：“御史當用清謹介企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企則敢言。”這就是說，選御史一要品行端正、清廉則無私；二要認真細心、嚴謹則無疏漏；三要耿直堅定、介企則堅持原則，敢於直言。同時，朱元璋還要求這些監察官的年齡在30歲以上，60歲以下；並且有為官的經歷，熟悉官場弊病；通曉民俗風情。御史正式任用前，必須經過一年的試用期，合格之後才能上崗。由此，不難看出朱元璋所設立明代監察制度的特點：

其一，“督察院”與“六科給事中”全都是從封建國家行政系統外部進行吏治監察的特殊機制，而監察的目的主要是針對官吏的不法行為。作為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朱元璋清楚，各級官吏對於特權乃至法外特權及非法利益的追逐，是導致整個官僚機構貪贓枉法腐敗變質的重要原因。他曾語重心長地對大臣們說過：“朕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引酒過度。凡民之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貪污蠹害吾民者，罰之不恕。”（《典故記聞》卷二）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為使“朱氏天下”長治久安，朱元璋不得不對官吏的腐敗行徑加大打擊力度。在這種形勢下建立的監察制度，不啻在明朝的各級政權機構中布下了一張嚴密的大網，官吏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的監控之下。要說這種監察嚴密到何等程度，不妨看看如下例證：據吳晗先生《朱元璋傳》中記載，官員錢宰奉朱元璋之命進行修訂《孟子》一書的工作。一日，錢宰下朝回家，因感工作進展順利，心情頗為舒暢。於是，他便乘興吟詩一首：“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當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錢宰上朝，朱元璋一見他便說，你昨日做得一首好詩。只是我並沒有嫌你遲到啊，我看還是把“嫌”字改為“憂”字如何？錢宰聞聽嚇出了一身冷汗，趕忙磕頭謝罪。朱元璋說：“朕今放汝去，好好熟睡矣”，於是便將錢宰遣送回了老家。再有一例，奸臣嚴嵩在嘉靖十六年時還處於含而未發的階段，滿朝文武尚無人察覺他的奸佞，但是，監察御史桑喬和給事中胡汝霖就提出了對他的彈劾。上述例證足見明朝監察系統的嚴密。

其二，明朝監察制度所采取的是“以卑臨高”、“以小制大”、“內外相維”的制約機制。封建社會的行政系統向來是從上而下地進行監督，只有上級官吏才能監督下級官吏的行為，制約他們的職權。因此，“以貴制賤”就成為封建社會的等級原則。而朱元璋所設立的監察制度卻打破了上述原則，監察御史品秩低微，僅僅才是正七品官，而六科給事中也只是從七品官，皆屬於低級官員。但是，他們卻賦予了監察檢舉那些“位高品尊”的文武百官的大權，有事可以直陳天子。另外，監察官的選拔非常嚴格，非進士不能錄用，這就使監察官的職位顯得十分尊崇。同時，監察官的升遷非常快，這對於監察官來說也具有巨大的激勵作用。

朱元璋所創立的明代監察制度具有“秩卑、位尊、權重、厚賞”的鮮明特征。“秩卑”則因官輕愛惜身家之念亦輕，不會因“高官厚祿”而有頗多顧忌，也不會像官場“老油條”那般處事，對違法亂紀姑息遷就，敷衍推诿，對責任人和相關部門左右逢源，息事寧人。“位尊”則因地位殊榮而敢於進言，同時也可以得到精神慰藉。為使監察官勇於以身殉職，明朝皇帝特別明令凡“死谏、死節、陣亡者都給贈官”的殊榮，極力提倡和宣揚“忠君報國”的理念。“權重”則因有“能整饬吏治之威重”，所以能充分發揮其監察作用。“權重”的結果讓監察官們倍感責任重大，激發了他們的進取精神，達到了“以小馭大”的作用。“厚賞”則因獎勵豐厚，促進了監察官的銳進精神，使他們覺得從事此項職責，是仕途進身最有利的途徑。正是由於“秩卑而命尊，官小而權重”的特點，因此明代的監察制度對於澄清吏治取到了一定的成效。

其三，明朝的監察制度具有動態機制，是采取定期與臨時相互交替的巡按方式對地方官員進行考察監督。封建社會中的行政監督，一般是采取由固定的上級部門和官吏對下級部門和官吏進行考察。這種辦法固然簡便易行，但日久成弊，極易形成官官相護的陋習，造成行政監督難以發揮實效。朱元璋為了克服這一流弊，對地方官員的監察采取了定期和臨時交替的巡視方法，發揮了監察的作用。同時，對於外派的監察官吏，他采取了定期更換的政策。這些措施，不僅防止了監察官與被監察者相互勾結，沆瀣一氣進行舞弊，保證了監察質量，而且也防止了監察機構自身的腐敗變質。朱元璋所推行的這一整套澄清吏治的監察制度，表現了他政治上的成熟，以及駕馭國家政權的能力。顧炎武對此曾有過中肯的評價：“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為得古人之意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年者也。若夫倚勢作威，受赇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且以巡方之濁亂而停御史乎？”（《日知錄》卷九）

在這種制度和機制下，監察官吏成為明朝政壇上一支活躍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明代的二百七十余年當中，湧現出不少優秀的監察官員，他們秉公執法，忠直敢言，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的正常秩序，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如洪武時期御史韓宜可劾丞相胡惟庸；成化時期給事中吳原、御史徐镛劾西廠首領太監汪直；嘉靖時期給事中吳時來，御史王宗茂、鄒應龍劾內閣首輔嚴嵩、嚴世蕃父子；天啟時期左副都御史楊漣劾“九千歲”大太監魏忠賢，都是明代監察官壯懷激烈，彈擊奸惡中最著名的事例。

甚至對於封建王朝的最高君主，有的御史也敢冒殺頭之險，犯顏直谏。洪武年間，御史周觀政巡視南京奉天門時，恰巧遇見太監正領著一伙女樂往奉天門內走去。周觀政當即上前制止，但領頭的太監自以為有聖旨在身，不把周觀政放在眼裡，與其強辯。周觀政堅持說就是有聖旨也不得違背大明的內宮制度，堅決不准女樂入內。太監無奈，只好回宮面奏朱元璋。不多一會兒，傳出皇上口谕，不再讓女樂入宮。周御史可以回去安息。不料，周觀政不依不饒，堅持“必面奉诏”。沒有辦法，朱元璋只好親自出宮進行安撫，對周觀政說，你做得對，我已經反悔，不用女樂了。無庸置疑，正是由於明代監察制度和這些監察官的努力，不僅維護了封建統治的正常秩序，保障了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而且也保衛了“朱氏天下”皇權的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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