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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中國股市的滯後確實沒有真實反映出國民經濟的傲人成就，至少過去九年中如此。

美國股市從晴雨表演變為獨行俠

那麼“經股背離”的現象是否僅為中國特有呢？我們可以用同樣的目光來審視一下已經具有兩百多年股市文化的美國市場。過去三年的美國股市明顯與經濟走勢漸行漸遠。雖然經濟在2001年中出現了“臨界性”或“邊緣性”衰退，但三年之中仍然展示了7.7%的溫和增長率。相形之下，美國股市在同期內卻一敗塗地。投資者非但沒有領略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快慰，反倒是深陷股市泥潭而無力自拔，可謂是“風調雨不順”、“國泰民不安”。長年來迷戀股市的投資者們也不得不揮淚而別。

縱觀1990年以來的美國市場，股市大起大落，大漲大跌；股民大喜大悲，大徹大悟。用華爾街的時髦語言來形容，就是跟隨“非理性繁榮”而來的“非理性崩潰”。投資者在證券投資的啟蒙運動中，俨然經歷了一次精神的煉獄和靈魂的洗禮。過去八年的轟轟烈烈、風風雨雨仿佛只是在夢境中潇灑地走了一回。

因此，“經股背離”的現象在美國也同樣可以得到印證。雖然六十多年來股市確實一度扮演過經濟晴雨表的角色，但更多的時候卻是獨來獨往、我行我素。

亞太地區虛虛實實的晴雨表

如果有人認為美國股市過於遙遠和龐大，缺乏適當的可比性，那麼探覽一下我們身邊的一些發達市場或許啟迪更大。圖三顯示了日本自1995年以來的經濟變化與股市走勢，其中有幾點值得一書。

曾幾何時，日本股市展示了它那磅礴的氣勢與致命的誘惑，七年中暴漲了三倍以上。然而就在人們鼎沸的讴歌聲中，股市卻轟然倒下。到今年三月初，股市已經從1989年底的峰值暴跌了80%，重返1981年時的水平。十多年來，萬千投資者們剩存的只有破碎的心和遺失的夢。股市留給他們的仿佛只有“忍將歷史帶淚看”的淒楚和悲壯。多少人會從圖三中認可股市是經濟晴雨表的推論呢?

與早年的美國情況相似，七十年代香港的經濟與股市也算得上是攜手並進。隨著八十年代經濟增長的出神入化，股票市場也泛起了陣陣紅暈，但始終落伍於經濟的行進步伐。九十年代的股市圍繞著經濟成長經歷了三起三落。一次次地噴薄而出，帶給投資者一段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卻又一次次地重歸沉寂，留給投資者一個個美麗的誤會和一片片殘缺的記憶。所以就香港歷而言，股市是經濟晴雨表的說法，似乎不是強詞奪理也是牽強附會。

過去三年的疾風驟雨使全球股市繁華落盡。許多人在品悟出金融投資的真谛之後，紛紛開始懷疑股市是經濟晴雨表的說法。說其是，為何股市運動時常與經濟成長背道而馳？說其不是，又該如何解釋資本市場理論和金融投資常識？這一“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命題令眾多中國乃至全球投資者深感迷茫與困惑。股市與經濟之間的晴雨表關系竟是如此的朦朦胧胧、虛虛實實!

“經股背離”的五大根源

從長期來看，經濟發展是股市賴以生存和成長的基礎。缺乏國民經濟與公司盈利的支撐，股市雖然可逞一時之勇，但卻難揚一世之威。但既然如此，股市為何還會三番五次離經叛道、頻頻出現“經股背離”的怪象呢？主要原因在於以下五點。

其一，理性可控的經濟與感性沖動的股市。

經濟成長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可控性和可預測性。首先，政府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通常會有效地刺激抑制經濟成長，使其有規可循。其次，國民經濟這一龐然大物不易被人為因素所干擾，任何投資者個人或團體都很難直接操縱經濟成長的步幅和節奏。此外，經濟成長較少出現劇烈的波動和震蕩。如以上各圖所示，經濟的增長曲線比股市的運動軌跡要和緩、平衡的多，絕沒有那些驚心動魄的時時刻刻。最後，經濟增長數據每季度公布一次，發布周期較長。所有這些因素交集在一起，就使得經濟狀況通常能夠得到較為准確的預測。一是預測離散度較低，二是預測誤差較小。

但股票市場則更多地顯現出感性與沖動的一面。第一，股市運動是眾多投資者共同參與的結果，為無形的市場之手所推動，政府難以有效干預。在美國，格林斯潘之言不過僅有一日之效。第二，股市受眾多因素影響，從政經局勢到利率水平、從公司營銷到市場傳言、從預測值調整到分析師評級，不一而足。而且眾多變量無法數量化，譬如投資心理和市場行為。這就使得市場運行兼備科學性與藝術性的雙重特點，同樣的因素在不同的環境中會帶來不同的影響甚至相反的後果。第三，股市可能會在驟然間劇烈震蕩，其波動曲線還不像經濟運行那樣令人賞心悅目。當投資大眾誤入迷途時，群眾性運動的波瀾壯闊便會蕩滌正常的股市生態，使市場泡沫釀就其中。第四，經濟數據每季度出籠一次，而股市交易卻可能要爭分奪秒，這就為股市瞬間的風雲變幻植入了深層基因，使任何人都難以鐵口神斷股市走向、尤其是其近期動態。

當股市浸淫在激情與亢奮之中時，其慣性和沖量難以抗拒。失去制約力和阻抗性後的股市便會在投資者的冥冥遐想之中沖向極端的邊緣，致使股市比經濟更容易產生泡沫。全球股市，莫不如此。市場中缺乏的不是清醒、冷靜的大腦，而是膽量和勇氣。無論何時何地，唱衰派都是少數，都會倍感步履維艱、身心交瘁。其“信口開河”會使公司收入因交易冷靜而一瀉千裡，也會使萬千投資者手中的財富一落千丈。就像是現代版本的“皇帝的新衣”。敢於挺身而出作為熊市的代言人，需要驚人的氣魄膽識和心理素質，不怕引起公憤，不惜成為公敵，而且隨時准備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雖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但股市何去何從卻歷來都是取決於多數人的集體行為。這就決定了感性與動蕩的股市必然是以理性可控的經濟為中軸線而上下抖動。

其二，公司盈利是經濟與股市的連接紐帶。

股市是間接而非直接地反映經濟成長。所需媒介就是上市公司的銷售盈利與財務狀況。換言之，股市是通過公司盈利的高低來間接刻劃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而經濟周期、商業周期、行業周期、乃至公司的生命周期並不總是重疊在一起，其間的交叉錯落就會導致公司盈利與經濟成長間的短時偏離。當股市與經濟之間的這一連接紐帶斷裂之後，股市運動便會與經濟成長分道揚镳。

如果說經濟成長以市場消費為主體，那麼股市表現則取決於上市公司的盈利狀況。眾多企業在九十年代末期擴張過度，使它們提前賺取了若干年後的盈利，超額滿足了未來的市場需求。所以盡管目前經濟尚在溫和成長，但庫存積壓與生產能力過剩已使這些公司的盈利源泉干涸，況且要將過剩的生產能力消化完畢並非一年半載之事。所以當市場消費與商業投資各行其是時，由市場消費所主導的國民經濟仍可保持增長，但有賴於公司盈利和商業投資的股票市場則會遭致重創，導致經濟與股市分手惜別、互道珍重。

證券市場只是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一環，它不可能超脫於公司盈利而獨立自主。如若上市公司的經營與財務狀況欠佳，盡管政策導向、炒作氣氛、投機心態等因素可能會在短期內刺激股市上竄下跳，但絕不可能指望股票市場具有長期的榮景和非凡的未來。股市不是聚寶盆，它既是公司融資的手段，也是財富分配的渠道。投資者通過付費得到股東的身份，就是為了日後分享公司的盈利收入。如果公司無利可分、無望可求，它便會失去股東對它的信任和關愛。倘若這一非典型瘟疫從個別公司蔓延開來，便有可能對整個行業甚至整個股市造成重創。這不是股市自身之罪，不是監管系統之誤，也不是運行機制之過，更不是萬千股民之錯，病灶恰恰存在於股市賴以生存的基礎之中。

如果你有洞穿股市的犀利目光，你就會看到公司盈利正是股市身後那雙看不見的手，正是它在默默地主掌著股市的升沉漲落、榮辱興衰。缺乏公司盈利增長這一必需的給養，股市就會面臨風干與脆折的危險。眼下的美國股市就是顯著一例。雖然大幅度減稅與13度降息刺激了經濟的復蘇、促進了股市的反彈，但人們更關注的還是經濟成長與公司盈利能否長期提供推動股市持續上漲的強勁動力。就像是健壯的體魄不是天天靠抗生素維持一樣，健康的股市也不能謹是依賴於財政與貨幣政策的短期效應。

其三，當前的經濟狀況與預期的公司前景。

經濟狀況多以現狀為基礎，根據已公布的政府數據，而股市漲落則更多地反映未來的公司收益，分析師的前景預測可以長達三到五年。在某些特定的市場環境中，當前的經濟狀況並非總能與預期的公司盈利保持一致，這一時間差便會導致經濟與股市脫節。人們對公司前景可能樂觀過度，也可能悲觀過甚。這就如同頗具傳奇色彩的投資大師彼得·林奇（lynch）所言，眾多基金經理的錯誤乃是將過多精力凝聚在宏觀經濟層面上。公司盈利與經濟成長之間並不只是一種直觀的線性關系或簡單的因果關系，而且不同公司對於經濟狀況的敏感度也不盡相同。能否成功地剝離出個別公司與經濟形勢之間的微妙線索，這才是對投資者眼力、功力、耐力的考驗和挑戰！

九十年代後期的股市泡沫就為此作出了最好的注腳。人們對於互聯網這一新生事物充滿了期待與迷信，使之成為泡沫萌生的溫床。加之“普及效應”、“鎖定理論”以及“新經濟學說”的推波助瀾，使人們對公司未來的盈利前景產生了幻想和錯覺，甚至想入非非。但殊不知，這種不切實際的市場預期只不過是令人目眩的海市蜃樓而已，既缺乏市場，也缺乏技術，更缺乏資本。也難怪其泡沫的破滅會招致全球股市紛紛陷落，使投資者們從南柯一夢中驟然乍醒。

無獨有偶，這種經濟與股市的背道而馳在美國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出現。1973到1974年間也曾有過異曲同工之妙，而且離散程度還不在此次之下。道瓊斯工業指數不到兩年內就狂跌了45%，盡管經濟在同期中反而增長了15%，大大超過了此次的7.7%（誠然，當年的通貨膨脹率之高也非今日可比）。好在這一陣痛只持續了不到兩年便靜靜地掩入了歷史，比此次股市暴挫縮短了半年時間。

當年股市之所以與經濟走向大相徑庭，其原因就在於當時的中東石油危機使人們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眼前的經濟增長絲毫化解和掩飾不了人們對公司未來遠景的憂心忡忡。尤其是當時的通貨膨脹率高達平均10.5%，大大削弱了百姓的購買力和公司的利潤率。不少人已經開始為石油價格可能會飙升到100美元一桶而感到寢食難安。果不其然，全球性的惡性經濟衰退到1974年下半年時便悄然而至。

其四，全部的國民經濟與局部的上市公司。

經濟與股市的不對稱性也會促成二者之間的背離。例如美國的經濟結構中包括私營企業（privatesector）與政府機構（publicsector）兩大類別。前者約占經濟的70%，即上市公司只創造了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而剩余部分則來自於政府機構。這就造成只具三之二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不一定總能准確反映整個的國民經濟。當企業與政府的行為趨同時，股市與經濟發展如影隨形；當二者離散時，其間的差異也不可避免。

過去三年的風雲變幻即為明證之一。一方面，大批公司企業因庫存積壓和生產能力過剩而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另一方面，聯邦與各級政府的財政支出卻在急劇擴張，用以反恐和刺激經濟成長。其結果就使得政府投資成為經濟的主要支撐力量，這集中反映在聯邦政府從巨額盈余到巨額赤字的急劇轉折上。政府支出的大幅增長與私營企業的來重衰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鑄成了經濟與股市之間的強烈反差。經濟的溫和成長主要來源於生產總值中由政府投資所創造、而上市公司無法代表的那30%。所以，近三年來的經濟成長只是某種虛幻的假象，它掩蓋了眾多上市公司四面楚歌的困境與悲涼。

這種經濟與股市間的不對稱性在中國更為顯著。積極的財政政策使政府投資在過去與年中主導了經濟的高速成長，但眾多上市公司卻未必能夠從中直接受益。據估計，目前非國有控股企業創造了國民生產總值的50%，而且這一比重還在上升。可是它們在股市中所占有的份額尚不足股市總值的10%。也就是說經濟成長更多的是依賴於政府支出和仍未上市的非國有企業、而並非來源於上市公司。因此，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場相對國民經濟而言就缺乏足夠的覆蓋率和代表性，股市自然也就難以全面和准確地反映經濟運行。

近年來美國經濟的低迷促使制造業與服務業分別采取了兩種不同手段來推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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