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阜不成徽,阜陽人回答?

無阜不成徽

無阜不成徽――安徽文化代表：阜陽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阜陽成為京九大動脈的一員以來，阜陽一直是頗受爭議的城市。不止止是國人，甚至安徽人對阜陽一度達到深惡痛絕的地步。現在網上還能尋到這樣的一篇發表在國內大型知名網站bbs上的貼子：
……“阜陽，提到我心裡就有點痛。還在發怵ing！
……“把阜陽提升直轄市吧，這樣就不是安徽的了”。
……“這地方窮山，惡水。潑婦，刁民加窮凶極惡的貪官，是給安徽人丟人現眼的地方”。
……“強烈要求將阜陽劃出安徽”。
……“阜陽的一些事件確實令人痛心，給安徽人帶來許許多多災難性的後果……現在阜陽的名氣在全國百姓的心目中，比安徽還要大。如果阜陽要能從安徽劃出去，安徽的文化的純潔度就能得以保持”。
從文化的角度來說，文化一是政權的附屬產物，與政權一起影響社會；另一方面，文化又獨立影響社會。即使政權不在，依然會起著作用。中國5000年的文明史，政權更疊，但文化卻是圍繞一個主線一直在延續著。因此，論文化若不知文化是何物，自然顯失偏頗。也正是從文化的角度，阜陽才是安徽文化的代表。
無阜不成徽，從地理位置與行政權屬來說，阜陽不可能成為安徽的代表，省會合肥居中，若說無阜不成徽那是關起門來的意淫；而“顯”文化——請注意，是顯文化——輪不到阜陽來說事，皖南的西遞宏村所代表的徽州顯文化居於中國三大顯文化之首。若論遠古文明，阜陽雖與華夏民族同根同源，但處於兩淮文明邊緣，江淮之間，文明方面，兩淮文明更能代表安徽；但若從文化方面，阜陽代表安徽。
文化是什麼？文化就是人們接受某一人、事、物的，已經約定俗成的不言而喻的無形標准。可以是形式化了的物品，比如阜陽的格拉條、枕頭馍或者一些農耕家具，比如在阜陽農村中有一種“抓鉤”，這在其他地方是沒有的（因為阜陽是平原地帶，地理環境決定著生產工具），這就是“顯文化”，也可以是行為標准的具體化，比如阜陽的酒文化“先干為敬”、“敬就是一心一意”或者你到誰家去，不能空著手（這個在阜陽已經是約定俗成）；跟皖南的西遞宏村的徽磚徽瓦徽雕徽硯相比是一個道理，這也是絕大多數人談文化時依據的所謂“文化”；除了顯文化之外，還有另外一種，那就是相對而言的潛文化，之所以大家喜歡說顯文化，是因為一目了然，而潛文化，則需要仔細分辨。
潛文化分三種，一種是符號化了的思想，大到一些驅鬼的符，小到企業的標志、個人的簽名；一種是固定化了的語言（方言），這個好理解，像阜陽的一些方言和廣州話的倒置法——“吃飯先”；最難理解的是第三種：規律化了的[思維]方式，如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的“變”，儒家的“中庸”等考慮事情和處理事情的著眼點和態度，以及“疑慢貪癡嗔”五戒，甚至“做好事不留名”，都是一種文化驅使。
講到這麼多“文化”，似乎與“無阜不成徽”沒有什麼關系。但是，這正是無阜不成徽的主要原因所在。因為，我們知道了文化的定義了，任何文化都有共性和個性之分的。如何辨析安徽各文化以及阜陽文化特征以確定能否代表安徽文化，這是十分必要也是這個定論是否經得起推敲和驗證的不二法則。

既然我們已經提到了文化的特征，從剛才所說的無論文化的表現[顯文化]還是文化的內涵[潛文化]，以及文化的外延[思維模式]，相信更多的讀者對“無阜不成徽”有些疑義。那麼，不妨看一下區分文化的要素以及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關系。這才是真正的“無阜不成徽”的主要證據。
文化除了顯文化和潛文化之分上，文化之間的關系就要考慮三種因素了。
第一種是地理因素，這點非常重要，一切顯文化都是基於這點而形成，在形成顯文化的同時，同時對潛文化，如人們的思維方式也形成了非常大的影響（詳細論述，請參閱《文化辨析》）。像阜陽的“抓鉤”，徽州文化中的徽磚徽瓦徽雕等，都是基於地理位置。以阜陽是平原地帶，凡有戰火，必受殃及，若是在阜陽進行徽州四雕的建設，一場戰火就給抹平了（可參見雜志《阜陽城門城牆變遷》）。這就是地理位置對文化的形成與影響。也就是自然區域對文化的形成與影響。考慮任何文化，不考慮這一項，勢必偏頗而失公允。
第二種就是政化因素（更多的喜歡定為行政區域文化因素），政化與文化，同屬於“化”，只是一個是“政”，一個是文。前者政權治下把種種思想、行為、物品、事件等進行明文示之“化文”為行；而文化則是把種種思想、行為、物品、事件無須行文即約定俗成的“化而行之”。但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二者互為影響，但政化的因素遠遠大於文化的因素。但由於中國5000年的政權更疊太過頻繁，人們在政權更疊時，一切不可能都停滯下來。這時候起作用的就是“文化”了。

而第三個就是文化區域。這也是目前爭議的焦點。或者說，就是“文化的沖突”——注：不是文明的沖突——也就是某一區域內某一種占主要影響的“文化”，則該區域為某種文化區域。現在互聯網信息時代的優勢就在於，毋須調查，即可知各地文化差異——比如，對同一觀點的不同見解，也就是著眼點不同，即是文化差異。在網絡隨便搜一下文化，就可以看出來，爭議最大的當屬安慶和老徽州地區。這二者的爭議本身就是“政化”造成的。徽州文化的形成就是老徽州“一府領六縣”（歙州府領歙縣、黟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績溪縣）千余年沒有變化的主要原因所在。而正是因為這種“政化”下的區域文化，同時也限制了徽州文化的影響力。因此，時至今日，徽州文化的影響區域仍然屬舊地“一府加六縣”區域。在全國乃至世界，區域格局決定著影響格局。這也是為什麼徽州四雕衰敗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徽州文化是安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能代表安徽（徽州的地形地貌等也決定了徽州文化具有區域格局限制）。
所以，文化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存在，也導致了具有明顯特色的地方文化無法成為整體安徽文化的代表。至少，在大家提倡“徽文化”的時候，皖中與皖北對此的感受以及反響程度可以略見一斑。
那麼，在所有文化的個性基礎之上，到底什麼樣的文化能夠代表安徽，這既要考慮到文化的“共性”，更要考慮文化的發展和延續。推陳出新和繼往開來，一方面是優秀傳承，一方面是創新和發展。在這方面，僅阜陽這十多年的表現來說，完全是徽文化的代表。徽州文化利益於中央電視台的“探索發現之徽商”、《大清徽商》以及《徽州文化》等專題片的播出（這個播出，安徽籍領導人，若不然，可能永遠不會在央視播出的。這從另外一個角度又說明了政化對文化的影響）。在此之前，除阜陽以外，有幾人關注過安徽？

在所有人眼裡，阜陽是個“沒有文化”的地方。恰恰正是這一點，阜陽才能夠成為安徽文化的代表。像個橡皮泥人，你想捏成什麼德行都成。這當然只是玩笑之語。真正的原因在於，阜陽的地理位置在區域文化之中，起著承上啟下以及輸入和輸出的功能。
從地理位置上的文化分區（自然區域文化與文化區域文化）來看，一級文化分區中，阜陽屬龍山文化區和大汶口文化區；二級文化分區中阜陽屬兩淮文化區，在文化定義中，阜陽沒有被進行三級文化分區。事實上，阜陽是應該進行三級文化分區的，以平原（道家）文化區為分區標准（此項另文著述）。
比如，阜陽又與北面的二級文化分區黃河文化區相鄰（或稱中原文化分區，阜陽與該文化區相鄰但是輸出功能強而輸入功能弱，也就是說，阜陽受黃河文化區的文化影響非常之弱，相信所有阜陽人都能感覺的到，阜陽人的思維與行為方式與河南人，雖然只有幾十公裡遠，但截然不同）。阜陽與東面的齊魯文化區也是相鄰。齊魯文化區就是儒家文化區，徽州文化區更多的是儒家文化區的一種傳承和發揚。試想一下，以齊魯文化區來替代整個安徽文化，是否能夠被全體安徽人接受？
同樣的道理，阜陽在接受齊魯文化區的文化時表現的仍然是一種開放的態度（這與阜陽的地理位置為平原，逢戰必受牽連有直接關系），更重要的是，在阜陽轄區內（指文化區域）的渦河，是道家文化的發祥地，縱觀整個安徽，尤其是兩淮文化影響的區域，道家的文化影響之深，可以說包括除徽州地區以外的其他所有安徽境內。但在中國文化地理分區中，因為對道家文化的知之甚少，導致出現了“蘇北與皖北合並為一個獨立的淮河流域文化副區，而將蘇南與皖南劃歸吳越文化副區”（《中國文化地理》）的分區情況。阜陽地處三文化中心而不受影響，吸納（輸入）但不輸出（多元化並存，不具有主動改變功能），保持著相應的江淮文化特色中的道家文化特色，而中華民族的文化恰恰是多元化和包容的（中國56個民族能和諧共處就已經說明了文化的共性和個性在包容性下的融和），同時中國具有的不主動進攻（包括現在的國防政策也是主動防御戰略而非攻擊戰略），阜陽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有驚人的相似性和統一性。同時，本身阜陽文化對齊魯文化的相生相融中，也意味著阜陽文化能夠包容皖南的徽州文化。並且在幾千年的文化進程中，因戰亂及遷棲以及經濟和平時期的商貿等原因，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並存的格局。
最重要的，阜陽與其他行政區域下的16個地級市同在安徽行政治下。我們已經知道政化作用文化，文化才反過來影響政化（這也是公務員的思維與當地必然同步，否則，好心辦壞事的現象會時有發生），政化主導文化，文化只是在適當的地方起相應的調節作用（比如道德觀，人們的生活工作方式等）。政化與文化同屬上層建築，經濟是上層建築的基礎。因此，發揚安徽文化，團結共進，相融共生，才能夠在共同的目標下，相互促進，共同為安徽的經濟騰飛彰顯文化自身的價值。
故，阜陽是徽文化的代表，無阜不成徽，根源在於文化。
張新剛2009-10-25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