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讓我們喝不上干淨的水

是誰讓我們喝不上干淨的水

自然環境是人類的家園，但近年來時有發生的環境污染事件，使人們對不堪重負的生態環境充滿憂慮；污染減排是“十一五”規劃提出的約束性指標，但不容樂觀的現實形勢，使人們對經濟增長到底能不能帶來生活質量的提高感到困惑。保護環境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防治環境污染涉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讓人民群眾喝上干淨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氣是黨和政府的莊嚴承諾。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關系能不能處理好？怎樣遏制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圍繞這些必須在理論上作出說明、在實踐中作出回答的問題，記者與幾位長期從事相關理論研究的專家和身處環境保護一線的地方領導干部進行了對話。

有人認為，發展經濟必然要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子，這可以說是長期以來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認識根源。其實——

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關系能夠處理好

主持人：環境問題是由自然和人為兩方面因素引起的，但目前我國環境問題的成因主要是人為因素。請劉國才主任對影響污染減排、環境保護的人為因素做一個分析。

劉國才：引發環境問題的人為因素，可以分為主次或者說本源和從屬兩個方面。主要方面或本源方面的因素是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這是我國環境問題的主要成因。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的直接原因，依我看是因為ｇｄｐ增長是政績，而環境保護還未成為硬政績。次要方面或從屬方面的因素主要是有關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法制、能力等不適應解決環境問題的需要。體制問題表現在環境保護工作的縱向分離、橫向分散、區域分割；機制問題表現在環保部門統一監督管理、各相關部門分工負責尚未落到實處；法制問題表現在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不健全、剛性弱；能力問題表現在環境保護監管能力以及解決環境問題的資金投入、科技保障等不足。

主持人：在您看來，應該如何緩解我國嚴峻的環境問題呢？

劉國才：首先，明確給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點，即協調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產業結構和布局符合主體功能區定位，污染物排放量滿足環境質量達標要求，這就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點所在。因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問題基本是由於長期以來產業結構和布局不符合主體功能區產業定位以及污染物排放量超出環境容量所引發的。

其次，明確解決環境問題的兩項任務和需要做好的四項工作。兩項任務，即對國土進行主體功能區劃定和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總量控制。主體功能區劃定是根據生態環境特點、資源禀賦、經濟社會狀況、承擔的生態功能等，將國土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在此基礎上明確各主體功能區的產業定位。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是根據主體功能區劃所確定的生態功能，明確各主體功能區產業發展的污染物排放總量，以解決各類主體功能區的環境質量達標問題。功能區劃是前提，總量控制是保障，兩項任務密切相關、缺一不可。四項工作，是指在完成上述兩項任務的基礎上，各級政府要切實做好各主體功能區償還舊賬、不欠新賬、加快發展、和諧發展這四篇文章。償還舊賬，即償還產業結構、布局不符合主體功能區定位、污染物排放量不滿足環境質量達標要求的舊賬；不欠新賬，即新一輪經濟發展要符合主體功能區產業定位和滿足環境質量達標要求；加快發展，是指在符合主體功能區產業定位、環境承載容量的前提下追求ｇｄｐ的較快增長；和諧發展，是指生態支撐力與經濟增長、生存保障需求相協調。

第三，使環境保護成為硬政績。當務之急是盡快制定出台解決環境問題的政績評價體系，將解決環境問題的兩項任務和四項工作的完成情況納入領導干部政績考核之中，作為領導干部提拔使用和責任追究的依據，真正解決重經濟、輕環保的本源問題。

主持人：有人認為，發展經濟必然要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子；甚至極端地認為，“或者發展經濟破壞環境，或者保護環境停止發展”。對此，您怎麼看？

劉國才：這種觀點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對立起來，是長期以來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認識根源。先污染，污染到什麼程度？後治理，何時才治理？國內外大量實踐表明，這種觀點是極端錯誤和危險的。“先污染、後治理”的後果，一是會造成未來治理成本非常高；二是會出現生態破壞的不可恢復；三是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公害。其實，協調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關系，既可定性，又可定量。定性是指產業導向、布局符合主體功能區定位，定量則是指環境質量達到功能區要求。這樣看問題，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理論上就不存在矛盾，實踐上也是可操作的。

雖然因環境因素拒絕一些投資項目短期看有一定損失，關停排污嚴重的小企業確實付出了一定“代價”，但算大賬，我們覺得——

保護環境的付出和投入是值得的

主持人：劉主任從理論上闡述了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並不必然存在矛盾。威海既是經濟較發達的沿海城市，又是一個宜居城市。請崔曰臣書記介紹一下威海發展經濟、保護環境的基本情況。

崔曰臣：威海市經過２０年的發展，初步實現了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雙贏。目前威海市已跨入我國內地城市綜合競爭力３０強行列，所轄３個縣級市全部進入全國百強縣。同時，生態環境得到有效保護和改善，成為全國第一個國家衛生城市、第一批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中國優秀旅游城市，榮獲中國人居環境獎、聯合國人居獎、全國綠化模范城市、國家級生態示范區等稱號，並被評為歐洲游客最喜愛的“十大中國旅游城市”。

主持人：您怎樣看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二者之間的關系？

崔曰臣：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是相互促進的，目的都是為了造福人民。威海市一貫重視環境保護，全市上下牢固樹立了“三個意識”和“三個責任感”：沒有生態化就沒有現代化的意識；發展是硬道理，但不顧資源環境、不講科學理性的“硬”發展沒有道理的意識；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沒有綠水青山就沒有金山銀山的意識；把威海這塊山清水秀的寶地保護好、發展好，一代代傳給後人的歷史責任感；既帶領群眾盡快致富，也讓群眾享受優美自然環境的政府責任感；努力破解“先污染、後治理”這一世界性難題的民族責任感。在此基礎上，我們加快改善生態環境、人居環境、發展環境，努力做到環境建設與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同步推進。在發展理念上，由保護環境到涵養生態，逐步提升到“生態立市、環境優先、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記者：保護環境說起來容易，但真正落到實處也要下很大決心、付出一些“代價”。

崔曰臣：確實如此。保護環境是長期而艱巨的工作，必須捨得投入、不懈努力。比如，為整治環境，威海市近年來堅持不懈地開展“四大行動”：一是碧海行動。先後關停小造紙、小化工等排污嚴重的企業５０多家，對５００多家企業進行三廢治理；清理近海養殖３萬多畝；建成污水處理廠１０座，污水集中處理率達到８３．１％。二是藍天行動。拆除市區１５００多座小鍋爐，遷建改造玻璃廠等煙塵排放大戶，城區集中供熱率、氣化率分別達到９０％和９９．１２％，空氣環境優良率達到１００％。三是青山行動。“十五”以來，全市每年植樹２０００萬棵以上，森林覆蓋率每年提高２個百分點，去年達到３７％；規范整治６００多家采石場，關閉１００多家采金點。四是淨土行動。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１００％，８６％的鎮達到國家級環境優美鄉鎮標准。建市２０年來，因環境因素我們累計拒絕了２０多億美元和２００多億人民幣的外資和內資項目。雖然拒絕這些投資項目短期看確實有一定損失，關停排污嚴重的小企業確實付出了一定“代價”，但今天回過頭來看，好的自然環境帶動了旅游經濟發展，提高了居民收入和生活質量。算大賬，值！威海市民編了一個順口溜：“天也藍，水也藍，吸口海風都舒坦；山也綠，城也綠，隨便一眼都是畫，做威海人是咱的福氣。”

自然條件和資源禀賦我們不如人家，但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好環境的心氣兒不能低。實踐證明——

生態環境好不好關鍵看我們怎麼干

主持人：我們知道，高平是一個煤炭資源豐富的地方。在人們的印象中，發展煤炭產業往往與環境污染相聯系。高平在實踐中是怎麼把發揮煤炭資源優勢與保護環境統一起來的？

王樹新：威海的自然條件和資源禀賦高平比不了，但我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好環境的心氣兒不能低。發展煤炭產業容易造成環境污染，但並不必然造成環境污染，關鍵看我們怎麼干。近年來，我們為保護環境采取了這樣一些舉措：一是加快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和升級。積極引導和鼓勵企業在節能環保設備、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領域進行技術改造。興高焦化有限公司首創了無煙煤大比例配煤煉焦技術，生產“白煤”焦炭，被科技部列為國家級“火炬計劃”項目。公司在生產全過程中控制“三廢”的產生和排放，被國家農業部、世界銀行全球環境基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等四家單位聯合授予“中國鄉鎮企業節能與溫室氣體減排項目示范企業”。二是大力開展淘汰落後產能工作。淘汰一批技術水平低、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的項目，取締小高爐、小鑄造、小磚窯等“土小”企業６０余家。三是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大對煤礦廢水、焦爐尾氣、粉煤灰和煤矸石等的綜合利用力度，逐步構建起煤—焦—電、煤炭—焦化—冶煉—鑄造、煤炭—化肥—建材等多條循環經濟產業鏈。大力實施農村沼氣和秸稈氣化工程，成為全國沼氣工程建設示范市。四是積極開展綠化造林工程。按照“身邊增綠，山上治本”的思路，積極探索建設“綠色高平”的有效途徑。目前，全市已完成通道綠化２４０公裡、沿河綠化４７公裡，通道兩側荒山造林６０００多畝，建成生態園林村２０個。

主持人：保護環境、污染減排既是緊迫課題，又是長期工作。怎樣建立長效機制，避免環境保護成為一陣風？

王樹新：為保證生態環境建設取得成效，我們建立健全了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群眾參與、社會投資的綠化機制。一是財政投入保一塊。將生態公益林建設投資列入年度發展計劃和財政公益事業年度預算，設立林業專項資金，逐步增加對綠化的投入。二是以獎代補扶一塊。對重點綠化工程制定以獎代補政策，專門設立“綠化功勳獎”，對綠化成績突出者給予重獎。三是項目建設促一塊。所有重大項目包括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都要附帶綠地建設，在項目報批時必須有配套綠化資金。四是生態補償建一塊。按照屬地管理和“誰污染誰補償，誰破壞誰治理”的原則，引導煤礦、冶煉、化工等企業回報社會。為修復和補償生態環境，我們積極探索“以煤換綠”、“廢水養綠”生態補償機制，明確提出“百礦百園”的戰略要求，實行“一礦一企綠化一山一溝”的辦法，將重點難點綠化工程直接分配給煤礦企業。目前，全市共建立“以煤換綠生態補償示范基地”４０多個，植樹造林近２萬畝。為解決山上植樹造林水源嚴重短缺的問題，我們規定屬地煤礦必須在山上建設蓄水池１—２座，將煤礦廢水提到山上，保證栽樹用水。

緩解和克服突出的環境問題，一條基本途徑是建立環境產權制度，使人們認識到——

生態環境資源不能無償或廉價獲取

主持人：常修澤教授如何看王樹新書記提出的“誰污染誰補償，誰破壞誰治理”原則以及高平市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做法？

常修澤：高平市的做法實際上提出了建立環境產權制度的問題。我的觀點是，保護生態環境必須建立環境產權制度。從理論上看，環境產權制度是現代產權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很多人把產權僅僅理解為一種實物形態的東西，而環境資源這種無形之物可以無償或廉價獲取，環境產權制度因此被忽視。其實，按照產權經濟學關於產權是“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的定義，環境領域也有“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就是說也有產權界定、產權交易、產權保護的問題。對於環境污染等外部性問題，除了由政府進行干預、對排污者征收環境污染稅，還應特別強調通過明晰產權關系來解決。從實踐上看，建立環境產權制度是緩解和克服當前突出的環境問題的一條基本途徑。為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中央明確提出了污染減排的約束性指標，但現實情況並不令人滿意。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非常復雜，其中環境產權制度尚未建立起來是一個重要原因。目前，我國正在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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