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拼音方案與漢民族標准語
—紀念漢語拼音方案發表44周年
北京大學中文系王理嘉
[提要]一、從簡略的回顧中,闡明從19世紀末發展起來的漢語拼音運動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一、社會的發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漢民族共同語統一的發展趨勢,注定會以失敗告終。二、通過注音符號、國羅、北拉和漢語拼音方案的歷史淵源關系,具體說明方案在哪幾方面繼承和發展了這幾種拼音的主要優點並加以創新,從而總結了二十世紀前六十多年來中國人民創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歷史經驗。三、通過對台灣通用拼音與漢語拼音之爭的分析,揭示隱藏在這場發生在台灣的激烈論戰的背後,其實質性問題是什麼。
一、漢語拼音運動與國語和普通話
漢語拼音方案是拼寫漢民族標准語的拼音方案。
漢民族標准語是在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對中華民族的社會、科學文化的發展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語文現代化運動中逐漸建立起來的。語文現代化運動最初指的是漢語拼音運動(當時叫“切音字運動、簡字運動”)、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清末民初的三大語文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通過改革語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適應當時社會發展和科學文化發展的需要,然後富國強兵,振興中華民族。國語運動是建立和推廣漢民族標准語口語的運動,而白話文運動則是提倡用能夠表達口語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正式書面語的運動。三個運動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標,但內在關系卻十分密切。就歷史淵源關系說,切音字運動發生最早並引發了國語運動。其後,國語標准音的確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漢語規范化運動,漢語拼音方案的產生,都是由此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的。所以,我們的論述也由此入手。
漢語拼音運動的歷史前奏可以遠溯至明末,但是導致中國社會產生聲勢浩大的漢語拼音運動,其直接原因是中國人至今銘心刻骨的“甲午”國恥。這一點錢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現代國音》(1929)一文中說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於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於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於是,“推行簡字以謀求普及教育的運動,日盛一日……”。其實,文字領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經開始,漢字幾千年來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經發生動搖。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除了賠償巨額軍費之外,還割讓了台灣和澎湖等地。其時,朝野震驚,激發了社會民眾,特別是有進取精神的知識階層的愛國天良,大家推究中國失敗的原因,一致認為“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家斷不能富強。”當時,被稱為“思想界之彗星”的譚嗣同就首先帶頭呼吁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響應,紛紛起來創制簡單易學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也就是漢語拼音運動就這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據統計,清末最後十年中,至今猶有案可查的各種拼音方案就多達二十七種。這一時期的拼音方案大多為拼寫某種方言而設計的,但拼音文字畢竟是一種拼寫語言聲音的文字,所以一開始就觸及了漢民族語言的統一問題。被當時稱之為“從事切音運動第一人”的盧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兩個基本原則:“字話一律”和“字畫簡易”,也就是文字表達話音,字形簡單易寫。同時,又倡議以南京話為“各省之正音”,這樣全國“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而無言也。”這些話顯然已超出了純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圍,涉及民族語言的統一和發展了。
但是,盧戆章設計的各種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他後來向清政府學部呈交的《中國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認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駁了。之後不久,一種體現民族共同語發展趨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立刻脫穎而出了。它拼寫的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京音官話”,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漢字的偏旁。《官話合聲字母》通行極廣,遍及大半個中國,“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話字母遍及十三個省。”王照本人可謂完全把握了當時民族語言的發展趨向,他在《官話合聲字母》序中就明確宣稱:“語言必歸劃一,宜取京話……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官話合聲字母》得到了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總教習吳汝倫的支持並跟張之洞以及管學大臣張百熙一起奏請朝廷在“學堂章程”中規定“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理由是“各國語言皆歸一致”,清朝也應“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他們的奏請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於是,漢語拼音運動在引發了國語統一運動,並與國語統一運動合而為一的同時,得以從民間跻身政府。之後,清政府學部在“國語教育事業”(1911)中規定拼音“簡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國語,二是范正漢字讀音,並通過了一個“統一國語辦法案”,規定在宣統八年(1916)普及國語。沒想到就在這一年十月,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於是,經公決並通過的“統一國語辦法案”也就成了一紙空文。確定國音,制定字母,統一國語的運動,實際是由下一個社會和國民政府開展起來的。
從上面簡略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十九世紀末發展起來的漢語拼音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一,社會的發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語言統一的發展趨勢,注定會以失敗告終。盧戆章設制的第一個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中國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駁了。其後,又有同治進士,朝廷命官勞乃宣設計了幾乎可以使用於各省主要方言的《簡字全譜》(一種漢字筆畫式的拼音文字),“全譜”包括《京音譜》,《寧音譜》(南京話)、《吳音譜》、《閩廣譜》等,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還提出了“引南歸北”的主張:“南人先就南音各譜學習,以便應用,學成之後,再學京音,以歸統一。”勞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見,他進呈的《簡字譜錄》也得到御批,讓“學部議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學部也仍然因“****語言,有礙統一”,始終擱置高閣,不議不奏,而社會上也對他提出了尖銳的指責,認為照他的辦法,“將使中國愈遠同文之治,”罵他是“****語言文字的罪魁”。對照清末切音字運動中唱主角的盧戆章、勞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別是勞乃宣和因參加了“百日維新”而受到通緝的“欽犯”王照他們兩人的拼音方案的命運,實在是足以發人深省的。
二、漢語拼音方案與注音符號、國羅、北拉的歷史淵源關系
1912年,民國成立後,政府繼續推行國語。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國語標准音經過“京(音)國(音)問題”大辯論,由“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修正為純以京音為准的新國音,其後注音字母也更名為注音符號,並成為推行國語的利器,使國語進入師范及小學語文教學中,在電台廣播、電影、話劇等領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陣地。
民國時期,從官話到國語,從老國音到新國音,國語運動最重要的一條歷史經驗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沒有明確標准的初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官話)成為有明確規范的高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國語和普通話),必須選擇一種自然語言,作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國語運動在長期的實踐中終於找到了“中國語言的心”(劉復語),明確宣布以北京(系)作為統一全國語言的標准音(見《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這是它最大的歷史功績,它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所開展的漢語規范化運動、推廣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在漢語拼音運動不同歷史時期出現的國語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後期的漢語拼音方案,顯然是一脈相承的繼承發展關系。漢語拼音方案的設計充分吸收了過去許多拼音設計,特別是國羅和北拉的許多寶貴經驗,並廣泛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獨運之處。但更多的是吸取並發展了歷史上許多拼音設計的長處。下面我們就從幾個主要的方面來說一說漢語拼音方案與注音符號、國羅、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設計的繼承發展關系。
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現代漢語拼音方案》源於近代以來在中國開展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創制的,其目的是在蘇聯遠東的10萬華工中掃除文盲,今後在條件成熟時,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以解決中國大多數人的識字問題。當時的蘇聯政府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中掃除文盲也列為蘇聯本國的工作任務,於是,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與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合作,研究並創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於1929年由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大學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引起很大反響。
1931年5月,蘇聯各民族新文字****委員會科學會議主席團對中國拉丁化字母的方案進行了審定,並批准了這個方案。1931年9月26日在蘇聯海參威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過後,首先在華工中推行,出版書籍47種,刊印10多萬冊,許多華工學會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讀書寫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紹到國內。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介紹拉丁化新文字的書籍。接著,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甚至在海外華人中也成立了這樣的拉丁化新文字團體,據統計,從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總共有300多個。
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還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熱情贊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其中說:“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一份革命宣言。
毛****對於當時新文字運動給以極大的贊賞。毛****對於新文字運動是積極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1941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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