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只燒鴨,四條燒魚,帖子上寫著晚生韓道國頓首拜”,第五十三回有“教李瓶兒添七錢來,教來興兒買了一只燒鴨,兩只雞”等等。這裡,最為珍貴的是關於“爐燒鴨兒”的記載。用爐來烤鴨,不僅是中國烤鴨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古代烹饪器上的一大發明。它表明我們的祖先,在烤鴨方法上日趨科學化。元朝飲膳太醫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中,就有“燒鴨子”的配方及其制法:將鴨褪毛,掏淨內髒,把洗淨的花椒、姜和蔥、芫荽末(即香菜)、鹽等調勻塞入鴨腹內,然後“燒之”即為燒鴨也。
創造奇跡的太陽能烤鴨 清代徐坷《清稗類鈔》載,光緒年間,四川三洪雅監生蕭開泰是一位“精算學”通“光學”的才子。他在京時正值甲午中日戰爭,曾上書總理衙門大臣,提破敵之策,其中“有制造鑒鏡以焚毀敵艦一條,謂太陽為天地真火,有火即有光,固按光學推算。用厚一尺方八尺之鏡,引光發火,雖敵艦遠在三十裡外,不難使之立成灰燼”。蕭開泰的建議非但未被采納,反而受到譏諷。於是,他“郁郁歸蜀,固於成都市上設肆賣燒鴨。即用鑒鏡引火熏,以證其言之不妄。每值天晴,利市三倍,其味甚佳,與火爐所烤者無異。”看來,蕭開泰用鑒鏡來引發太陽能烤鴨,不僅是一個大膽的科學設想,而且己被實踐證實。用太陽能來作烤鴨的熱源,烤出的鴨子,“其味甚佳,與爐火所烤者無異”這的確是中國烤鴨史上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發明,開創了太陽能烹調食物的先河。
清代皇帝的嗜鴨情結 從清朝開始,烤鴨逐漸由常品變為宴席主菜,並越來越被人們所推崇。康熙、雍正兩朝時,清宮大宴和帝後的日常飲食,仍沿襲明朝宮廷的御膳則例,烤鵝與烤鴨並用。進入乾隆朝,在明宮御膳中極為盛行的鵝被淘汰了,“掛爐鴨子”即掛爐烤鴨,不僅成了乾隆皇帝的喜食之品,而且還成清宮宴席上的名菜。據故宮《五台照常膳底檔》記載,僅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五至十七日的13天中,乾隆皇帝就吃烤鴨8次,其中,掛爐烤鴨6次,燒鴨子兩次,為此,御膳房增設了專為帝後做烤鴨等珍馐的“倉含局”,“倉含局”為滿語,即下酒菜之意。 烤鴨,作為宮廷與民間的飲食常品,經過漫長的歷史積澱和洗禮,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獨步天下的烹調技法,以及獨特奇異的味道,促使它演繹為“中國第一美味”,聲名遍播全球,為天下食客所嗜之物。烤鴨產自北京,其具有代表性的兩個店--全聚德和便宜坊均在北京,其發展的軌跡在北京,其主要的原材料,包括鴨子,也是以北京產的為優,因此可以認為是北京人創造的.不是,北京烤鴨是一個河北人叫楊壽山的發明的。 楊壽山是清朝末年的人。他出生於道光年間,最初去北京做點小生意,後來又借錢擺起雞鴨攤,並有了少許積蓄。1864年,北京前門外肉市胡同內一家叫“德聚全”的雜貨鋪打算關張,楊壽山便將其買下改名為“全聚德”,專營掛爐燒鴨。 當時,北京燒鴨子的方法主要有3種,即叉燒、悶爐燒和掛爐烤,楊壽山為了做出獨具特色的鴨子,認真研究汲取各種制作方法的長處,並在不斷征詢食客意見的基礎上,對掛爐燒鴨的普遍做法進行了一系列的革新與完善。如:將爐口改成拱形且不安門;燒柴用棗木等果木枝,以使鴨子烤熟後具有水果的芳香;原料鴨從孵出到宰殺不可超過百日,重量須達5至7斤;聘請一位曾在清宮御膳房供職的掛爐師傅親自掌爐等。 經過無數次的探索與完善,楊壽山終於制出了顏色紅褐、鴨皮酥脆、外焦裡嫩、肥而不膩的掛爐烤鴨,即後來被人們普遍稱譽的“北京烤鴨”,他的“全聚德”店也很快譽滿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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