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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仔黨是什麼

作者：汰仔黨《我想握著你的手》

唐初佛道之爭
公元618年，李淵父子利用農民起義的力量，推翻隋朝的統治，建立起新的統一的唐王朝。唐統治者接受隋朝覆滅的歷史教訓，采取一系列發展生產，保障民生，鞏固社會秩序的政策，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進入中國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佛教文化作為唐代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達到了鼎盛階段。

唐代諸帝對於佛教的態度，出於真正信仰者較少，普遍地是從政治上著眼，並且通過儒、釋、道三教的次序安排表現出來。總體上看，唐王朝對三教是采取以儒家為主體，對佛、道兩家調和並用的政策。但由於復雜的社會和政治原因，在具體執行中往往有所側重。

唐初的三教關系主要表現於佛、道之爭中。

高祖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首先發難，上表批評佛教，羅列罪狀，請求罷廢。他突出指責佛教“剝削民財，割截國貯”，“軍民逃役，剃發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建議國家采取措施，“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恆忻效力”(《太史令傅奕上減省寺塔廢僧尼事》，《廣弘明集》卷十一)。當時因護法沙門法琳“頻詣阙庭”，多方申辯，使唐高祖將傅奕上表暫時擱置。但傅奕並未停止對佛教的攻擊，而是“公然宣布遐迩。禿丁之诮，闾裡盛傳；胡鬼之謠，昌言酒席”(《法琳別傳》卷上)，給佛教造成很壞的社會影響。於是，佛教徒們紛起撰文反擊，如釋普應作《破邪論》二卷，李師政撰《內德論》和《正邪論》。法琳認為，這些文章難以擊中要害，故而另辟蹊徑，“案孔、老二教師敬佛文，就彼宗承斥其虛謬”，作《破邪論》。同時他上《啟》與儲貳、親王及公卿、侯伯，尋求朝廷內部和達官顯貴們的支持。不久，太子李建成等奏上《破邪論》，高祖看後，動搖了重道破佛的決心。

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揭露佛教弊害，堅請罷除。文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啟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傅奕傳》，《舊唐書》卷七九)道教徒借此機會，也展開對佛教的抨擊。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托傅奕奏上。道教徒們的直接參戰，使佛道之爭明朗化、公開化，從而也給佛教徒提供了更多反駁的理由。法琳著《辯正論》，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爭趨於激化。高祖先欲廢除佛教，後又下诏同時沙汰佛、道，但都未能施行。

唐太宗貞觀初年，佛道關系相對平靜。貞觀六年(632)，傅奕再次上書，“請令僧吹螺，不合擊鐘”(《廣弘明集》卷七)。貞觀七年，太子中捨辛謂“心存道術，輕弄佛法”，設難問佛教徒。釋慧淨著《析疑論》予以回答，釋法琳更廣《析疑論》為答，使論戰深入展開。

佛道的長期爭論，引起了社會的廣泛注意。貞觀十一年(637)，李世民下诏，對累代以來那種“殊俗之典，郁為眾妙之先；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後”的現象，表示十分不滿，宣布“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這樣，佛、道的高下之爭，變成了體現李唐皇族尊卑等差的政治問題。佛教徒對此不服，於是釋智實等上《論道士處僧尼前表》，指責道教“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實是左道之苗”，宣稱若道士“位在僧尼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太宗敕令，凡不服者予以杖擊。智實仍示不服，願受朝堂杖責，不久即病卒。

貞觀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辯正論》一書攻擊老子，讪謗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大怒，即令推問法琳，沙汰僧尼。法琳被流放益州，次年病亡於途中。唐初佛道之爭告一段落。

這次佛道之爭，就其本身來說，是為了競爭新王朝對自己的有力支持，爭奪社會輿論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緒十分濃厚。但從斗爭的最終結局看，反映的是唐初帝王在宗教政策上的猶豫不定，最後決定對佛教加以抑制。

唐王朝建立之初，面臨許多問題，極需神權的扶持。佛、道兩教無疑都能起到光飾朝廷和神化政權的作用，但相比而言，道教既是漢民族自創的宗教，與傳統文化比較接近，這就具備了特殊的優越條件；更何況李姓的道教之祖對於唐皇室來說，增添了歷史的榮耀和神聖的依據。故唐初統治者在對佛、道同時利用的基礎上，於公開場合往往對道教表現出更大的興趣。

但唐初統治者也清楚，佛教在隋代曾是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作為隋末農民起義的信號，是610年彌勒信徒發起的突擊端門事件；612年陝西鳳翔沙門向海明聚眾數萬人，河北唐縣宋子賢擁眾千余家，也用“彌勒出世”號召群眾，武裝暴動。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軍圍擊洛陽王世充，需要聯合少林寺僧眾；武德五年(622)，李淵在馬邑(山西朔縣)沙門中，募兵二千余；江南禅僧密、集，與叛軍亂民混雜在一起，情況更加復雜。因此，新王朝要鞏固自己的政權，簡單地打擊佛教或扶植佛教，顯然都不合適。

武德八年(625)，高祖诏敘三教先後，定下道、儒、釋的位次，說：“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意思是說，道教在前，只是虛位，並不意味著它高出於儒家；崇道的本質唯在尊君，即更有效地推行君權政治。從中可以看出唐高祖對佛、道的基本政策。

唐太宗的佛道政策是對唐高祖的繼承和發展。

貞觀元年(627)，唐太宗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檢校佛法，肅清非濫，敕有私度僧尼者處以極刑。同年，太宗問傅奕為何不信佛，奕答以佛法“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時“太宗頗然之”。二年，太宗對群臣說，梁武父子好佛老以至亡國，足以鑒戒。與此同時，他卻於貞觀初兩次下诏普度僧尼，並於當年戰陣之處廣建寺廟以超度亡靈，又讓皇太子、後宮之人受菩薩戒，還延請波頗等學僧在大興善寺主持譯經。貞觀十一年，唐太宗下诏定“道先佛後”位次，並宣稱因今“天下大定”，故而“宜有解張”。從這時起，他的佛道政策帶上了尊道貶佛的色彩；智實受笞、法琳流放，便是這一政策的結果。

隨著唐太宗統治地位日臻鞏固，唐王朝對外交流逐步擴大，經濟、文化蒸蒸日上，使他有可能總結思想統治的歷史經驗，重新估價以往的佛、道政策。貞觀十五年(641)五月，唐太宗親臨弘福寺，為太穆皇後追福，手制願文，自稱菩薩戒弟子，齋供財施，“以丹誠歸依三寶”。他向寺僧解釋道：“師等宜悉朕懷。彼道士者，止是師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他在對自己過去崇道抑佛態度進行辯護的同時，定下了今後的佛道方針。貞觀十七年，朝臣彈劾秦世英驕淫之罪，太宗即令殺了這個一向寵信的道士。自此，唐太宗比較平穩地執行了佛、道並重和同時利用的方針。這一方針在有唐一代除個別情況外，始終為最高統治者所采用。

佛道關系既不是單純的兩教關系，佛道政策也不是單純的兩教政策。隋唐時期，佛、道已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與儒家形成鼎立之勢，進入三教鼎立的時期。在此現實形勢下，唐初統治者沒有忘記自己的歷史使命，把恢復儒學和發展經學始終置於首要地位。在他們看來，宗教神學必須嚴格服從政治、經濟、軍事的需要。唐高祖就說：“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孔之教，異轍同歸；棄禮悖德，朕所不取。”(《唐會要》卷四七)武德七年，下诏興學，指出：“沙門事佛，靈宇相望。朝賢宗儒，辟雍頓廢。王公以下，寧得不慚？”(《冊府元龜》卷五十)唐太宗即位之初，便立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於殿內講論經義。他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卷六)貞觀七年，命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又命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統一儒學。貞觀八年，文德皇後對太子說：“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資治通鑒》卷一九四)

在唐初統治者看來，佛、道都有對國家不利的一面，但又有可借以利用的一面。就可利用的一面說，佛教有助於“治化”，發揮哲理優勢；道教則可神化宗祖，抬高皇室，打擊舊貴族勢力。道教若否定佛教在“治化”方面的貢獻，佛教若攻擊道教之宗祖，對他們來說都不能容許。唐初統治者寄希望於佛、道的，是要它們從思想上配合儒家，為鞏固李唐王朝做出貢獻。

因此，如何協調三教關系，使三教各自發揮作用，就成了唐代諸帝的重要議題。其中“三教談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創設的。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國子學釋奠，命博士徐曠講《孝經》，沙門慧乘講《心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博士陸德明隨方立義，遍析其要。高祖對此十分滿意，說：“三人者誠辯矣，然德明一舉則蔽。”(《佛祖統紀》卷三九)所謂“德明一舉則蔽”，就是以儒家學說統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統治的需要。這種“三教談論”的方式，幾乎為唐代諸帝普遍采用。可以看出，“三教談論”在形式上給予三教以平等地位，實際上則是在皇帝親自指揮下，以儒家為主干，對佛、道進行協調和統一的措施。談論的內容和結果，直接由儒家學說和王權政治來決定。

<br/><br/><fontcolor=#0556a3>參考文獻：</font>中國佛教百科全書·歷史卷佛教傳入漢地和吐蕃之後，便隨之爆發了佛道之辯和佛本之爭.不論佛家或道家,都是統治階級統治的工具,一山不容二虎,思想統治有一種即可是呀,都是統治者的工具而已唐朝是李家的天下
由於道教推崇李耳（老子）為先祖
所以唐朝李家推崇道教
但是武則天則十分推崇佛教
所以就有了佛道之爭是這樣：孫悟空本來是道家弟子，無緣無故被壓了500年，後來就成了佛家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