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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屈原體現了一種人格的偉大,但就影響來說是孔子更大.

屈原，（約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7），與楚王是同宗。因祖先封於屈地而姓屈。少年多才，大約在20多歲就成為楚國的左徒，“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屈原又稱三闾大夫：“三闾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屈原的時代，秦國經過及商鞅變法和幾代君王的努力，已經顯示出一匡華夏的實力。在此背景下，各諸侯國人人自危，仁人志士紛紛力圖變法強國。楚國作為可以和秦國抗衡的強國，自然不會落後。屈原則是楚國變法的主導人物。由屈原親自編寫變法的條文。
屈原才高八斗，可惜生不逢時。屈原的變法以強國為目的，必然觸及當時權貴的利益，於是被誣陷而疏遠。後來楚懷王因為被張儀所騙，與齊國斷交並慘敗於秦國，處在政治孤立，軍事失利的處境中，只有請回屈原出使齊國，修復了齊楚的關系。穩定住了楚國的大敗後的局勢。
楚懷王愚蠢兼幼稚，居然再次被張儀所騙，身陷秦國成為了囚徒。於是頃襄王即位，但是頃襄王也非可以輔佐的明主。因為當初頃襄王的弟弟令君子蘭不顧屈原的反對，力勸楚懷王至秦，所以事後作為三闾大夫的屈原上書直呈，指責子蘭的過錯，終於再次被誣陷而被流放到南方，從此未回朝廷。
若屈原的事跡到此結束，不過就是一般的賢能之臣而已。但正是屈原在流放期間所表現出來的偉大人格，使屈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標竿，激勵著後輩能人志士，成為了支撐中華民族偉大文化的脊梁。
戰國末期，人人以發揮自身才能為目的。為了揚名顯貴，“祖國”兩個字在他們的腦海中根本難以占據一席之地。而屈原則牢牢的將“祖國”兩字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上。以屈原的才能，到他國一定可以舒展才華，但他在流放期間，從來沒有離開過祖國的疆域，根本就沒有想過要到異國求發展。這是連孔子都無法做到的。以致司馬遷在評論屈原時也不勝唏噓。
“君有道則顯，君無道則隱”是絕大多數士人們的想法。但屈原在“君無道”時態度則完全不同，在流放中他遇到一位應該是信奉此道而優游於山水之間的“漁人”，漁人看見屈原一天到晚憂國憂民以致“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便開導屈原說：“聖人處世是不拘泥死板的，既然世人皆濁，何不隨波逐流；眾人皆醉，何不也縱飲高歌？干嗎還要糟蹋自己？”，屈原正色答道：“我聽人說，剛洗了頭，要彈彈帽子上的灰塵；才洗完澡，要把衣服抖抖干淨，哪能讓干淨的身子沾染上外界的污垢？我寧可跳入江心，葬身魚腹，也不能讓皎皎的潔白蒙上塵世的污穢。”並作《懷沙》之賦以表明自己的志向。正是這種精神的支撐，屈原在流放期間一直盡其所能的造福楚國人民，並在身後為萬民所愛戴。在聽到楚已滅亡，自己無力挽回，又不願意隨波逐流的生活在暴秦的統治之下時，屈原懷著憂憤的心情做《國殇》之賦，並投身汨羅。
“斯人雖已逝，千載有余名”，屈原不但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而為後世所推崇，更因為其偉大的人格而鼓勵著無數的後來者。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蔽天下寒士盡歡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歐陽修流放期間改造民俗，蘇轼流放期間改造西湖，這些人無論得志已否，始終念念不忘造福人民。他們都是屈原的崇拜者，並且都是以屈原為榜樣身體力行的後來者。
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護而獲罪，而李陵所犯的恰恰是叛國罪。司馬遷在評價伍子胥和屈原二個人時明顯的存在褒伍之吳而顯才；貶屈自潔而屈才的傾向，這其中可能體現了司馬遷的思想為“士以發揮才能最重要”，也可能是為自己辯護，或者二者兼有。但無論如何，後代的儒家學者都難以接受他的觀點。故司馬遷的史記常被指為“謗史”。
屈原，作為中國歷史上標竿式的人物，古今中外都有眾多的專門研究的學者和機構。1953年，聯合國將屈原列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而號召全世界人民向他們學習（屈原、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馬蒂），不僅僅是因為他的詩賦，更是因為屈原偉大的人格魅力。我每每讀到關於屈原的相關記載都不由不追思屈原的偉大，而自我感覺到渺小。
放眼今日的中華，誰能和屈原媲美？誰又能真正做到以屈原為榜樣而身體力行？

“這個人生活在很久以前並且有生之年暗淡無光，卻在身後留下了影響，並繼續影響著甚至現代人的思想和行動。”——h.g.creel顧立雅（美）

說孔子，道孔子，古今中外，莫衷一是。但誰也無法否認，在2500多年的歷史歲月裡，放眼全世界，都很難再找出一個人，像孔子這樣，受到億萬人持續不斷的關注，這已經成為世界文化史上一種特殊的景觀。做為一個中國人，如果說孔子與我們無關，那是一種欺騙。我們即便不認識孔子，卻根本逃不開儒家思想文化、倫理道德對我們的浸染和影響。我們每個人的背後，總是站著這個名叫孔丘的人。可是我們卻很少回頭去看看，這個人，究竟是什麼模樣？我們只是知道，世上有個叫孔子的文化符號，而這個符號，在世界看來，正代表中國。

一、真假孔子

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那天起，孔子就死了。盡管此前的公元前479年，生活著的孔子已經告別人世，但卻是漢代人，為精神上的孔子撞響了喪鐘。不得不說一個叫董仲舒的人，這是一個經學大師，也是一個在中國哲學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儒家學說至尊地位的確立有著他的汗馬功勞，但是，儒學在思想政壇的稱霸卻來自其精神導師孔子的滅亡，真是一個反諷！董仲舒這個人，開了一個不好的頭，從他開始，後世的人們越來越習慣於去改造和裝扮孔子。結果世上的假孔子越來越多，真孔子越來越少，政治需要的孔子越來越多，生活需要的孔子越來越少。直到現在，尊過拜過，罵過毀過，孔子只剩下了一個神化和聖化的面影，曾經那個溫良謙恭的君子，那個諄諄善誘的老師，那個明達深邃的智者，卻離我們普通人和日常生活越來越遠。難怪連外國人都要感慨：他在世時無人完全理解他，後人還要經常嚴重的誤解他。是該到還孔子公道的時候了，可怎麼還呢？我不知道。因為連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都要說，孔子不過是個民間的智者，說了一些善良的格言，如此而已。《論語》在黑格爾的眼裡，也無非是一個道德格言集。像中國人曾說的“半部《論語》治天下”，恐怕在黑格爾的眼裡，也是個笑話。盡管黑格爾的同胞，現代思想家卡爾·雅克貝爾斯（1883-1969）認為，孔子、蘇格拉底、耶稣和印度的佛陀是四大聖人。雅克貝爾斯寫過一本書，叫《歷史的起源和目的》，他把人類歷史分為史前時代、人類文明誕生時代、軸心時代、科學和技術時代四個階段。軸心時代，正是“以公元前500年為中心——從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這樣一個時期，人類精神的基礎同時獨立的奠定於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臘，直到今天，人類仍依附在這種基礎之上。孔子（前551－前479）和蘇格拉底（前469－前399）是軸心文化的兩個核心人物。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是，在孔子死去十年之後，蘇格拉底才剛剛誕生。如果僅僅以“民間的智者”來定義孔子，我想那是一種西方的眼光，但是以“偉大的聖人”來定義孔子的話，那又成了東方的眼光了。無論東方西方，都有些偏頗。所以，認識真正的孔子，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今天我在課堂上所講的，也只是一點粗疏的意見，好似回頭對背後的孔子那匆匆一瞥，也好似天海片羽，是不足以還給孔子一個公道的。那麼對孔子真正的認識，還需要一種集體的自覺，需要很多人很多種眼光。但最起碼的是，那個真實的孔子，首先一定是生活在《論語》裡的那個孔子。所以，我們主要以《論語》為依據，來談談孔子。之前呢，先簡要介紹一下孔子的生平。

二、孔子生平介要

公元前479年的一個清晨，孔子撒手人寰。死前他說道：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史記·孔子世家》）這句話是他對時勢和自己學說命運的最後結論。孔子生活的時代，可以說是“禮崩樂壞”，整個世界的道德標准幾乎完全崩潰，社會動亂的程度無以復加。孔子一生，希望構建一個大同世界。孔子心裡有一個完美的國度：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和平、安全和富裕。孔子為此奮斗一生，至死不渝。我們都知道孔子周游列國，實際上，那是54歲之後的事情。在54歲之前，孔子基本上是在魯國度過的。他“少而賤”，生活並不富足，3歲喪父，18歲母親也去世了。青年時代，他做過倉庫管理員，還去搞過畜牧業，養牛養馬養羊，這一切孔子做得有聲有色。倉庫管理的井井有條，豬馬牛羊也養得肥而壯。但孔子很苦悶，他覺得這些事務離實現理想是很遙遠的。在30歲的時候，他開始興辦私學，成了中國第一個教師和民辦教育家，這樣10年之後，他的社會地位才慢慢提高，因為很多貴族的子弟和周邊國家的人都慕名投到他的門下。弟子雲集，聲名遠播，“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人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開設了四門學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傳授六種技藝：禮、樂、射、御、書、數。成功的教育活動使孔子成了名人，51歲時，他被任命為中都宰，管理地方一年，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因此，52歲的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由小司空升大司寇，攝相事，逐步走上了魯國的政治高層。但好景不長，孔子終於認識到在魯國不可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導致了54歲時堅決出走，開始長達14年的漫游生活。此間“干七十余君”，終無所遇。孔子這次旅程，是一次苦旅，比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要苦多了。盡管孔子已經是個名人，一路上動亂、饑餓、離散、強盜、匪徒伴之左右。有一次，孔子眾人被人追殺，他們分成幾組，逃往鄭國。孔子和弟子們走散了，孔子一個人在鄭國都城的東門口等其他弟子來匯合。可子貢等弟子已經先進城了，他們到處找孔子，後來從一位老者那裡打聽到了消息。那位老者說：“東門有人，其颡（sang3）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68歲的時候，在他的弟子冉有的幫助下，孔子才回到魯國，當了文化顧問，美其名曰國老，並在魯國終死。我們現在去看歷史，知道孔子的理想在他的時代是根本無法實現的。中國歷史上對待孔子有個規律，那就是：當國家安定統一的時候，孔子及其學說備受推崇和贊揚，當國家分裂、社會動蕩或面臨重大改革的時候，孔子及其學說總遭受猛烈的抨擊和诋毀。這是孔子及其學說的歷史命運。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孟子·滕文公下》）《三國演義》的開篇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可以說，中國的一部治亂史和合合分分就是尊孔和反孔相互交替的歷史。為什麼呢？因為孔子的理論基本來講是治世的，是興國安邦的，是讓人民團結，政府清明，不要動亂的。所以和平盛世需要，而對於破壞和改革者來講，就是羁絆了，是違反了社會前進的保守主義。比如孔子所津津樂道的禮是周禮，理想的社會是周代那個秩序井然，民風淳樸的社會。這在創新派看來就是復古。實際上，這正是千百年來對孔子的誤解之一。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朝的長處就是能夠回頭審察前兩個朝代得經驗，它的文化多麼豐富啊，我遵從周朝）後世僅憑一句“吾從周”就把孔子打入復古分子的行列，實際仔細分析一下，孔子真正推崇的其實是“周監於二代”，是周能夠總結歷史的經驗。那麼，如果僅僅是把當世復古到周代是遠遠違背孔子本意的，因為孔子的意思是我們仍然要去審察周代的經驗，才能建立新的社會。這在孔子其他的言論裡還有側證。可惜改革者是不管這些的，他們關心的並不是孔子學說的真實意義，他們只是想樹立起一個打倒推翻的對象，扯起一面革命的旗幟。像五四時要“打倒孔家店”，更多的是政治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干孔子本人多少事呢？後來，陳獨秀、李大钊、魯迅都寫了文章去解釋和反思的，但是，那雲集著的民眾又有多少能理解得明明白白，所以，這頂黑鍋就一直讓孔子背上了。而類似的誤解還有很多，所以，很多頂黑鍋就都讓孔子背上了。

三、孔子思想舉要

我們現在常常說一個詞，叫“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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