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為三餐營營碌碌的母親,精神生活卻是豐富多彩的。她為父親的《迅報》寫長篇連載小說,筆觸細膩,情節曲折,據說擁有不少讀者呢!
我依然清楚地記得母親低著頭在沾著油跡的木桌上寫作時那美麗絕頂的神情。煤油燈裡閃爍不定的火舌映照在褐色格子的稿紙上,好似無數小精靈在快樂地起舞,母親嘴角含著溫柔的笑意,整張臉的輪廓顯得非常地柔和。在這個全神貫注地進行創作的時刻,她不是母親,不是妻子,她是她自己,一個完完全全的自己。
除了創作,母親也自行翻譯外國的文稿。她對語文,有著強烈的興趣,數十年來,不論處於順境或是逆境,她都不曾放棄閱讀。常常涉獵英文雜志報紙的結果,使她有了極強的英文基礎,因此,從事翻譯,得心應手。
文化事業,是恆遠地寂寞的。父親創辦的《迅報》,在苦苦支撐了三年之後,因為曲高和寡而閉門大吉了。
這時,父親決定離開怡保,南下新加坡另謀發展了。下這決定時,家中老幺剛出世不久。母親在初生嬰兒不斷啼哭的煩亂裡,在稚齡兒女不停吵鬧的慌亂中,保持著高度的鎮定,有條不紊地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打點好。
1958年,我們一家子揮別了淳樸美麗的故鄉怡保,來到了當時繁亂而不繁華的新加坡,在地點偏遠的火城,租下了一個房間,一家六口擠在一起住。
初到異鄉的父親,在他哥哥的協助下,當起了建築承包商。早出晚歸,日夜拼搏。
母親呢,足不出戶地照顧四個小孩兒。外頭的花花世界,她連看一眼的興趣也沒有。鄰居的東家長、西家短,她充耳不聞。柴米油鹽醬醋茶、尿布桌布窗簾布,是她生活的全部。寫作與閱讀,和她已成了毫不相干的兩碼事。
在那段年輕的日子裡,我曾是母親眼中的刺猬。有一回,鬧了情緒,受了責罵,足足幾天,不和母親對話。晚上,她一邊抹桌子,一邊歎氣,說:“我是你母親呢,怎麼說你幾句就當我是仇人。”
我抬頭看她,就在明亮的燈光下,我看到她頭上閃出了幾根刺目的白發,眉眼處也牽出了幾道惹目的皺紋。
我很震驚。母親居然有白頭發、有小皺紋了呢!千句萬句“對不起”,悄悄地在心底響了千遍萬遍,可是,說不出口來。
上了大學,忙著適應新生活、忙著結交新朋友,就算是周末也好似蜻蜓點水似的,輕輕一轉,又飛離家門,在外頭遼闊的世界裡尋找自己的大快樂。
這時,父親的事業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生活過得很寬裕。孩子又一個個長大了,母親有了可以隨意外出看戲購物的時間、自由和經濟能力,可是,她依然還是足不出戶。她窩在家裡,彈鋼琴、讀書報、看電視、聽音樂。這些,原都是她生活裡的最愛,可是,生命裡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為生活而掙扎,她默默地痛苦地把它們都放棄了。現在,有了重溫舊夢的機會,她當然緊緊地抓住每一分每一秒來充分享受了。
母親偶爾外出,也是為了拾掇青春期間曾有的快樂:她去游泳。盡管“荒廢”了那麼多年,可是,她的泳術並不曾生疏。一跳進蔚藍的池水裡,她便化成了一條靈活的魚,溜溜滑滑地由一頭游到另一頭去。整個游泳池的水,都感染了她的快樂而輕快地蕩漾著。有時,親戚從外地來訪,大家一塊兒到馬林百列公園去野餐。這時,母親便會租一輛自行車從草地中央的羊腸小道飛來馳去。
我大學畢業那一年,五十余歲的母親“自動請纓”地為我謄抄洋洋十多萬字的畢業論文。伏在閃著亮澤的花梨木桌上,母親心無旁骛地把秀麗如花的字一個一個嵌入纖細的格子裡。
去年,當上了專科醫生的弟弟把父母親都接到英國去住了。母親寄來了大沓的照片:在倫敦大橋下的、在蠟像館與伊麗莎白女皇合攝的、在泰弗加廣場讓鴿子站在肩膀上拍攝的……全都顯得神采飛揚。
在給我的信裡,她說:“幾十年來,活在瑣碎的家務中,整個人都好像是套在一個固定的模式裡,很膩。現在,來到了風光明媚的倫敦,過著不必為開門七件事而煩心的生活,我好像亦回到了青春期那種無憂無慮的日子裡。這些年來,養兒育女的艱辛,一言難盡;但是,在舒適的晚年裡看到兒女事業有成,那種滿足感和成就感,也是我難以描繪的。”
然而,母親的“滿足感”和“成就感”,是她押了一生的歲月而換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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